顾明远，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李廷洲，上海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研究员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建成了基础教育大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建设基础教育大国的过程中，我国积累了许多优秀的经验，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积极调动人民大众参与基础教育、加强法治建设、始终把教师摆在重要位置、实施教研员制度、坚持改革创新等。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给基础教育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从基础教育大国走向基础教育强国，意味着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从规模扩大、结构完善、体系建构转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基础支撑。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培养有能力参与全球竞争、适应甚至引领科技变革、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使命的杰出人才，是建设教育强国阶段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接续奋斗，建成了全世界体量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其质量水平整体进入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基础教育创造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面向“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要求，基础教育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础教育的底子非常薄弱，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伴随着一系列重大法律、政策的出台，我国逐步构建了基础教育的制度基础设施。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是我国首次以宪法形式将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确立下来，成为各地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遵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普九”成为当时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为了在幅员辽阔、发展极其不均衡的中国实现“普九”的宏伟目标，根据当时国情，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主要交给了地方，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这次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快速普及。1986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从而使普及义务教育有了专门的法律保障。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两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成为基础教育发展新的战略主题。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2000年底，全国“普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如期实现了“两基”战略目标。此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也由基本实现“两基”目标转向全面实现“两基”目标。经过不懈努力，2007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如期完成，西部教育实现历史性巨变。又经过四年努力，2011年，全面实现“两基”目标。我国在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全面实现“两基”，用25年的时间，完成美国100年才完成的“普九”任务，为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普及高中阶段和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解决乡村教育薄弱问题。2016年，《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结束后，关于教师队伍、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的系列文件相继印发，对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系统的顶层设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出台系列重大文件，将基础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从改革开放，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发展的步调环环相扣，理念协调统一，不断满足时代、人民对基础教育的新要求和新期盼。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14亿人口大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奇迹。第一，教育资源覆盖率迅速提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学前教育阶段，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达到27.44万所，在园幼儿数4092.98万人，专任教师307.37万人，毛入园率达到91.1%，有力地保障了适龄幼儿入园需求。义务教育阶段，已有19.58万所学校、1.6亿人在校生、1073.94万名专任教师。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7%。普通高中阶段，办学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全国普通高中总数达1.54万所，在校生达2803.63万人，专任教师达221.48万人，为更多适龄学生提供了受教育机会。第二，经费投入总量显著增加，分担机制日趋合理，为基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学前教育方面，经费投入机制不断完善。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0年全国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为2532亿元，比2011年增长了5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从2011年的2.2%提高到2020年的5.9%。义务教育方面，强化各级政府财政保障责任，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建立起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保障机制。2020年底，全国2846个县（市、区）首次实现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政策要求，并建立长效机制。2021年，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增加到2.29万亿元，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始终保持在50%以上。普通高中总体投入水平大幅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提高到4666亿元。国家连续实施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和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大幅改善了高中学校办学条件。第三，教师队伍建设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规模日益壮大、结构日趋合理、素质显著提高，实现量质齐升。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基础教育专任教师1610.47万人，较2012年增加约370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教师213.32万人、义务教育教师1065.46万人、幼儿园教师324.42万人、特殊教育教师7.27万人。基础教育阶段的生师比已经和OECD国家持平。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合格率分别达到99.99%、99.94%、99.03%。我国已建成全世界体量最大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有力地支撑起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第四，综合治理深度推进，良好教育生态基本形成。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保障基础教育回归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学前教育阶段，围绕破解“小学化”倾向，全国坚持学前教育内涵建设与事业发展同步推进，深入开展“小学化”专项治理，积极推进“幼小衔接”攻坚行动，不断完善学前教研体系，推动“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有效落实，有力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改革不断深化，择校热大幅降温，入学机会更加公平。“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不断完善，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达到了95.2%。另外，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双减”工作，大力规范校外培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明显减轻。普通高中阶段，在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推动下，我国普通高中教育进入了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改革和质量评价改革协同推进的新阶段。课程标准取代考试大纲，全面引领高中教学；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考选科制度、“选课走班”在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高中教育发生深刻变革。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基础教育在取得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积累了许多优秀、鲜活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宝贵财富，对世界教育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本质与职能”的讨论。经过广泛讨论，各界普遍认为，教育不仅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力资源开发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民生工程、文化建设的基础、民族振兴的基石。这场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教育功能观，也为确立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此后一直到党的十八大，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未动摇。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2018年9月10日，党中央在京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除了重大会议，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还体现在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行动中。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和延续了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另外，国家每个“五年规划”对教育都作出了专门的谋划设计。财政支出也是教育优先发展实际行动的重要体现，改革之初，我国教育支出只有79.39亿元，到了2022年达6.13万亿元，增幅以百倍计，其中国家财政性经费超过4.85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01%。第二，积极调动人民大众参与基础教育，形成全社会支持教育事业的磅礴力量。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中国基础教育能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人民的伟大力量。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和地方财政都很困难，难以完全保证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发展模式，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现了“普九”目标。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如今已家喻户晓。除此之外，包括慈善人士捐建希望小学、农民工子弟学校等，都是人民大众参与教育事业的鲜活案例。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2016年1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民办学校。2021年，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由此，在政策法规上形成了社会力量广泛支持教育发展的态势。第三，加强法治建设，为教育改革发展构筑制度基础设施。1978年到1994年是我国教育法治建设的开端，这一时期共出台了三部教育法律，分别是198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从法律层面初步建立我国的学位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教师制度。随后，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我国教育立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教也被提上了新的战略高度。已经颁布施行的教育法律共有8部，加上16部教育行政法规、79部部门规章和两百多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共同构成了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通过40多年的教育立法实践，一个以宪法教育条款为核心,《教育法》为母法，涵括教育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教育法制体系基本形成。除了教育立法更加成体系以及更具系统性外，我国教育行政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依法行政和多元共治，教育司法的制度化保障也得到全面加强。第四，始终把教师摆在重要位置，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基础教育教师队伍。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对两项工作讲过“极端重要”，一个是意识形态工作，另一个就是教师工作。全国教育大会确立的“九个坚持”，其中一个就是“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年以不同形式支持教师节活动，就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大先生”“教育家精神”等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充分肯定了教师的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把教师工作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提升到空前高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体制机制得到全面完善。第五，实施教研员制度，不断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教研员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教研员制度是我国基础教育的特色，也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创新，是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我国教研制度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为保证教育质量，各地方教育局设立了教学研究室，简称教研室，从学校抽调一批优秀教师作为教研员，帮助学校教师研究教学大纲、统编教材，并指导教师开展集体备课。在当时师资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教研员队伍在保障课堂教学质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等地中学生多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并以明显优势位居榜首，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多项国际研究表明，这一重要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教研员队伍的突出贡献。教研员制度一度受国外的热情追捧，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基础教育一面特色鲜明的旗帜。2019年11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省、市、县、校五级教研工作体系”，继续加强教研队伍建设。第六，坚持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不断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不断变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重点也在与时俱进，唯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教育体量最大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和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任何一项教育改革举措都面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适用困境。为此，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坚持“试点实验—逐步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创新模式，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在个别地区先行先试，在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有效路径。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我国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于1986年正式确立，经历20多年的实践，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出现了诸多不适应之处，改革的呼声也愈发强烈。2009年，人社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我国开始了中小学职称制度改革工作，在山东潍坊、吉林松原、陕西宝鸡3个地级市先行试点。2011年试点地区扩大到全国的109个地级市。在广泛总结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15年9月，人社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实现评聘衔接为核心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职称制度改革。2016年以后，全国各地区的职称制度按照新的政策要求继续运行。改革创新并非易事。在基础教育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特定的权力和利益格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和制约因素，但这些因素并未阻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步伐。以“双减”政策为例，在“双减”政策发布前，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线下校外培训机构数量达到12.4万个，市值上万亿元，具有广泛的政策和社会影响力；在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拥有数量庞大的教师群体，是吸纳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领域；加之数以亿计的家长和学生已经对校外培训形成依赖，使校外培训捆绑了复杂而牢固的权利格局。但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双减”的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并未出现博弈、妥协等现象，反而表现出了坚决性和彻底性，并且迅速取得了成效。党的二十大作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成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明确了基础教育的战略使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给基础教育带来新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时代命题。第一，基础教育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培养高质量的杰出人才。中国建设教育强国是在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自主培养杰出人才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基础教育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愈发凸显，同时也对基础教育带来严峻挑战。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对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出新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特征和本质要求，基础教育公平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的讲话指出，“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走向纵深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第三，建设教育强国的艰巨、复杂任务迫切需要进一步激发基础教育办学主体的活力。建设教育强国的使命艰巨、任务复杂、要求多样，这既需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更需要教育事业的微观主体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可以说，全国48.56万所基础教育学校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载体。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和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这一微观主体的质量和活力。第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正在引发教育领域深层次的变革，基础教育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迎接这场挑战。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也会深刻影响基础教育内容、方式和师生关系。以ChatGPT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基础教育带来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基础教育学校如何顺应时代潮流，是当前不得不回答的重大命题。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从基础教育大国走向基础教育强国，意味着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从规模扩大、结构完善、体系建构转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基础支撑。牢牢把握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战略属性、民生属性，以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培养有能力参与全球竞争、适应甚至引领科技变革、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使命的杰出人才，是建设教育强国阶段基础教育的战略主题，也是我国建设基础教育强国的战略主题。第一，全面加强党对基础教育的领导，以政治势能推动复杂形势下的系统变革。中国建设基础教育强国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现代化经济转型升级对基础教育提出迫切需求，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的期盼不断提高，基础教育自身改革发展面临深层体制机制障碍。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战略形势决定了，依靠常规的、滑行式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实现基础教育强国战略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必须依靠党的领导，以党的最高权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中国，只有党才能发挥这样的核心领导作用，促使各部门充分认识到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基点的战略意义，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为基础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第二，深刻认识杰出人才培养的理论和政策逻辑，实现“杰出”和“公平”的辩证统一。杰出人才自主培养是基础教育强国的关键特征，这里需要关注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杰出人才是极少数的，对国家乃至全人类有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创新人才是大众的，创新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学校有责任培养每个孩子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一般而言，少数的杰出人才是在大量创新人才基础上脱颖而出的。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历史阶段，中国培养杰出人才不应把少数有天赋的学生和多数学生区别开来，不应强调英才儿童的单独培养，这种理念很容易演变成“重点学校”“重点班级”等有违教育规律的现象。有特殊天赋的孩子往往也伴随着特殊的个性，孤立地培养很难让他们真正实现身心健康成长。应在培养所有孩子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基础上，让少数英才儿童在自然的成长情境中脱颖而出。第三，强化基础教育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功能，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于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不同，一个社会逐渐出现阶层分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基础教育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应该是促进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但是，西方很多国家由于出现公共教育洼地、校外培训盛行等原因，导致优势阶层的家庭很容易将财富、权力、声望等资本转化为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便利，这就使一些国家的基础教育演变成复制社会阶层的制度安排。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中国建设基础教育强国和很多西方国家有着本质区别，通过教育公平实现社会公平，是我们的核心目标。为此，要更大力度地实现优质教师资源的均衡配置，消除县域内、市域内甚至省域内基础教育学校的质量差异，让每个孩子不论家庭出身、天赋和所处地域有何差异，都能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第四，将基础教育治理重心转向中观，充分激发办学主体创新活力。不断向学校下放办学自主权是各国发展基础教育的共同趋势。这有利于激发学校办学活力，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有的国家注重发挥自身统筹各方资源的优势，联手社会、企业、学校共同推进教育发展。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后发国家，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政产学一体、银企互促，充分挖掘企业、银行的资金、人才需求信息、人才培训场所等资源，激发全社会共建教育体系的活力。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学校办学自主权受到诸多制约，是影响办学质量和活力的关键因素。应进一步将学校管理事权、人事权和经费统筹权、课程管理权下放到学校，促使学校实现自主治理，形成人财事权统一、权利责任匹配的学校治理结构，不断激发学校办学活力。第五，积极应对技术变革，使技术成为基础教育跨越发展的新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在颠覆人们原有教育想象的同时，也为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度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外推力，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可能性。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需重点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广大教师要深刻理解新技术的优势，也要认识其中的风险，既不能拒绝也不能盲目使用。二是技术问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快速、产品更新迭代快，很多教师尤其是年龄较大的教师，或多或少还存在使用困难的问题，因此需要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三是要专注培养学习者的高阶认知思维和社会情感能力。为了适应未来人机协同社会的发展，人才培养的重点应放在无法被智能机器取代的人类“特质”上。着重培养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等高阶认知思维，以及被传统教育忽视的道德、情感、审美等软素养，培养学习者有效利用智能机器的能力和素养，如计算思维和人机协同素养等，将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本平台发表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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