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准确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点。即需要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同于一般价值观教育的本质特征，才能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实践中不断推向深入。基于此，本文将在分析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概念化”的基础上，尝试从“范畴”的基本意涵出发，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点，在此基础上找到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要求。

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概念化”实践，主要指的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点锚定为一种概念的阐释和记诵，从而把12个价值观当成需要学生掌握的客观知识来进行教育，而不是当成学生需要内化的品质来培养。其具体表现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学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概念习得轻观念养成，重概念对标轻内涵揭示。

当前，学校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存在着“概念化”的实践特征，具体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①重概念习得轻观念养成

当前，很多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常见做法是，让学生记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12个概念。这样一种“概念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虽然看到了概念表面上的知识特征，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概念背后的价值意涵。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表达是价值的凝练和浓缩。当学生只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成纯粹的概念来学习时，价值观就只剩下知识的“外壳”。由于没有在教育中养成反思、批判、质疑、证明的品格，没有学会正确判断和正当选择的实际本领，他们身上这些理论的“外壳”很有可能只是虚假的成熟。置身具体情境时，他们就更容易选择贴近日常生活但却被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所吞噬的价值观，而非更具真理意义但在表面上似乎远离日常生活的价值观。由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括的12个概念的“原初意义”缺乏真切的体验和精准的识别，其所获得的概念与真实生活始终保持认识距离，这就容易造成学生“知而不信、知而不行”。

②重概念对标轻内涵揭示

“概念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实践中的另一重要表征就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简单对标到学校现有的教育概念之中，以现有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德育的已有做法来取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性要求和创新性探索。例如，有的学校是通过课堂教学来进行法治教育，通过德育活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样一来，似乎学校之中早就已经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因为法治教学、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并不是学校中的新生事物。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非一定要让学校“做加法”，学校之中如果已经存在适宜的教育形式，就不需要以新的名义再做叠加安排。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是：如果将学校林林总总的各项教育都加起来，可以凑齐12项价值观的培育，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否有其总体特征和特殊的实践形态？学校之中如果已经有了某些价值观的教育，是不是就只要“查漏补缺”，如学校中如果已经在进行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教育，就不需要再“另开炉灶”，专门进行文明价值观的教育；但学校中没有关于“富强”价值观的教育，所以响应政策的直接表现就是绞尽脑汁增加有关富强的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概念化”实践固然有助于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12项价值观的识记。但是，这样一种“概念化”的教育实践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丧失其总体性要求，变成碎片化的概念拼装，并带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浅表化。

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总体性缺失

由于将每个具体价值观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总体结构当中抽离出来“各个突破”，造成的重要教育后果就是，学生失去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性、系统性和本质性认识，更多的只是习得一个个孤立的价值概念。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体现为其具有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而且还体现为这些不同的层面、不同的价值观背后有一个能够将它们统摄起来的核心或灵魂。如果不存在这个核心或灵魂，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只能是一个概念拼盘。显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解为12个价值概念，将之落实于不同的教育实践活动当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肢解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性。

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浅表化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12个价值观作为概念让学生记诵，不可避免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变成纯粹的客观知识学习。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在让学生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成为每个人人格品质的基本底色和行动准绳。这样一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化学习，实质上是一种“关于价值观”的知识教育，而与学生品质的真正获得相距甚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初衷是相背离的。这必然会带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果的浅表化。即学生在这样一种“概念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更多的是获得对.这些概念的简单记诵和孤立学习，并未真正深入对概念价值内涵的深度把握。

如果仅仅从概念出发去理解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那么，这必然会导致我们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总体性质的整体把握，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表面化、碎片化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范畴不同于一般具体概念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事物种类的本质，而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事物。一个种类的本质往往由多个性质所构成，而本质与构成它的各个性质之间又总是以一定的结构方式互相联系着。如果这个方式是合{正/反}，那么，这就构成一个范畴。例如，如果正概念B涵盖着其反概念C，那么二者就构成一个范畴，可以用A来合称。因此，范畴是包含着正反概念的关系集合。从范畴出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关系结构和总体性质。

基于范畴的基本意涵，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范畴上的锚定。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B）视为价值观教育这一范畴（A）的正概念，那么，与之构成反概念的C，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C1）和社会主义非核心价值观教育（C2）两个主要方面。由此，就会形成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非核心价值观}两大范畴结构。前者注重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差异，后者则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社会主义是我们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范畴时首先需要明确的基本意识。如果缺少了对社会主义的范畴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方面会容易演变为纯粹的知识性概念记诵，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在面对具体的概念内涵纷争时缺少判断的价值准绳，从而导致价值观念的混乱。甚至有可能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所强调的那12个词，表达的却是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因此，能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牢牢把握其社会主义性质，是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提出，既有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价值多元所带来的价值混乱乃至失序的问题，更有在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考量。因此，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总体意识。这种总体意识的核心指向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12个价值分属国家、社会、个人的不同层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但是，将其凝聚起来的那个“总体”指向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价值观，它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还有学者指出，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诠释不断拓展，但从本质上讲，其主要功能在于国家意识认同，而不是为人处事、人生理想、道德信念等个人道德品质的养育和学习。因而它并不直接关联于生活伦理、个人价值和道德品质，而是联结于政治制度和国家信仰的价值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这实际上深刻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已经进入教育领域，但其本质并没有脱离意识形态范畴。无论是突出三个层面中的国家层面，还是强调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都指向“社会主义”这个总体特征。也就是说，“基于范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根本目标不是要完成一般意义上的价值理解，而是要为“社会主义中国”凝聚价值共识。

这一方面意味着无论是哪个层面的价值，都需要在“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下予以解读。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设计，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其核心乃在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必须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价值追求主动联系起来。例如，“富强”的字面意义就是经济富足，这在古今中外任何制度中都是不变的，但是将其纳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之中时，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强调的富强，就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结果的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提升，更是要强调从过程和价值取向上突出社会主义的富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富强，是惠及所有人民的富强而不是个别人或个别群体、组织的富强。基于此，富强才获得其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再如，“自由”这个概念在诸多学科中均有释义，但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了经济谈自由、平等和解放，就只是单纯的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解放”“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解放，而真正彻底的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基础，在经济解放的基础上，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摆脱思想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这实际上表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指向个体的私人性自由，更是带有强烈社会制度变革要求的自由追求，其核心是将“自由”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之上。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前提，社会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就缺乏其基本的经济前提。

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锚定在社会主义之上，将有利于我们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思想意涵和政治属性，避免发生方向性的教育偏差。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在价值取向上的人民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需要从意识形态总体上把握其社会主义属性外，还需准确定位“核心”的深层所指。这里所讲的“核心”实质上反映了两层关系。一是数量关系，即所谓的核心，是指一定数量生态下的核心。也就是说，承认“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实际上就暗含着我们承认大量“非核心”价值观的存在。二是质量关系，“核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就在于它能够对其他价值观起到示范、引领、规范的作用，是整个社会价值观体系的中心，决定着整个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发展方向。从“核心”的角度出发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就是准确认识社会主义内部价值观生态的基本特点，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主义价值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为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当下会存在核心价值观之外的其他非核心价值观？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生态是由其所处的物质前提决定的。我们国家当前的一个基本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充分，因此，除了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外，还允许其他所有制形式并存。这样一种物质基础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也就是说，除了核心价值观之外，其他非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实际上是由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因此，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要有一个价值观的生态视角。即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不能回避、否定其他非核心价值存在的现实及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其次，核心价值观与非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多样化的价值观，并不是否定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观生态中的支配性、引领性作用。实际上，“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是指现实社会中各种思想存在的状态，后者是指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等于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要多元，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并不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序化。”也就是说，多样不等于无中心，也不等于无序。没有“核心”的多样，只会导致思想认识的混乱和价值观的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越是在价值观多样化的时代，越要凸显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一方面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种价值共识的教育，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他非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规范。

实际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面没有加限定性的词语，如“中国特色的”之类，但从实质上讲，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所概括、凝练出来的价值观，主要是解决中国自己的价值观问题，并不是要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一个普遍性、一般性的价值遵循。因此，我们所讲的“核心”，就是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特点和社会价值观生态的实际而强调的“核心”，而不是具有世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核心”。

这样一种“核心”立场，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方面要在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中立足中国实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和现实需要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内涵。对此，马克思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条件”的理解之上。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发展性。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国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因此，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其发展前景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当下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必然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不断推进而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如何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讲的“核心”的历史现实性，以及基于这种历史现实性基础上的未来发展性，就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议题。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有两个锚定点：第一个锚定点是“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同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二个锚定点是“核心”，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中国国情。基于这样的范畴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般价值要求和中国特色价值的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阶段性要求和终极性目标的统一。

从“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锚定点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强化其价值观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关键就在于处理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则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中国”内涵，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般性要求在中国具体实践的特殊性落实。只有一般性的“社会主义”要求，没有“中国特色”的视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缺乏实践的前提和现实的针对性；而只强调“中国特色”而没有一般性的“社会主义”，则容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既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又能够彰显中国的实际。

首先，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总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其实践基点必须锚定在社会主义这一“总体意识”之上，而不是不加区分地泛泛而谈价值观。当前，很多学校采用简单的“各个击破”的概念化学习来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容易导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更多的是获得各个单一价值观的孤立认识，缺乏对这些具体价值观的共同属性——社会主义这一总体意识的整体把握。对此，有学者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应该仅仅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内容来对其进行理解，更重要的是，应该从更上位的价值站位来把握其在学校教育之中的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价值引领的方向，学校从自觉自发地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发展为积极主动地在清晰导向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际上，今天的学生接受了比上一代人更丰富、更多样的教育内容，却没有上一代人所具有的系统化的道德信念，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没有建立德目的“核心意识”。如果没有这种德性的“总体意识”，以及这种总体意识对“道问学”的制约，由“具体德目”构成的道德训练及其所建构的“具体德性”，便可能失去总体的立场和方向。因此，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条目进行阐释之前，学校教育一个更为前提性、基础性的工作就在于，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作一个意识形态总体，明晰其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从而帮助学生锚定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要在教育中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优势。在从整体上帮助学生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的社会主义总体意识的基础上，接下来的教育工作重点就在于确保各个价值观的学习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每一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价值的先进性来予以落实的。社会主义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这种发展优势一方面体现在其对生产力的解放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其所构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上。因此，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候，需要着力通过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比较，来彰显其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既需要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一方面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其中的每个价值观的时候，也要注意其与总体的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主要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阐释来达成。例如，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的时候，就要自觉在其中蕴含“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等唯物史观的价值内涵。唯有如此，才能讲清楚社会主义的“富强”是用实干创造出来的，同时，这样一种基于实干创造的富强观念也就必然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最后，要在教育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中国立场，关键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结合，并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因此，对价值观的理解必须放置到其所属的文化形态当中予以把握。可以说，价值观的差异实质上是文化的差异。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立场，就是要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归属的中国文化形态属性。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其主导的文化形态。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基本文化属性之下来进行教育阐释，重点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动结合。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要自觉根植于这些文化当中，从中汲取精神养分来充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另一方面，则是要善于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观念上的价值阐释，更要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着力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解决的现实价值问题，不能脱离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谈价值观教育。另一方面，则要善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如各种时代楷模、榜样人物等），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鲜活素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般性价值和中国特色价值有机统一的现实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下进行的。这一基本国情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坚持阶段性要求和终极性目标的统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虽然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它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但这一阶段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现实问题。“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实际上表明，社会主义是运动的、发展的，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社会形态。恩格斯就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此，与此相对应的社会价值观也必然会伴随着社会主义的运动变化而不断发展更新。这就要求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一方面要帮助学生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下社会条件的历史真理性，同时也要帮助学生从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性。这实际上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把握好它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的统一。

从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帮助学生正视当下中国价值观存在的突出现实问题。当前，“一些前现代的观念仍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等级观念、门第观念、宗法观念、人情观念等旧观念仍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尊卑有别、贵贱有等的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等仍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一方面需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角度来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比于以往社会的价值观所具有的时代进步性，另一方面则提示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需要正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给价值观建设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一味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回避甚至否定当下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的复杂性，既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的取得。

从理想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具有必要的价值前瞻性。即能够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理想形态——“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找到其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完善的价值目标。也即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具有必要的现实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把握之上的，而不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这实际上是要求教师要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追求有起码的认识。为此，教师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放置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去把握好它的阶段性和终极性、现实性和理想性。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教师实现以上目标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努力提高自我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修养，这是有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前提。

综上，本文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点的考辨，主要回答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立场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容易发生方向性的偏差和方法上的错位。当然，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基点，只是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前提之一。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初步探索，引出更多富有价值、发人深省的讨论，共同助力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真正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