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滨，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正高级教师，化学特级教师
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是国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很好地提升教学成果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效果，进而全面提高学校的育人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强国建设中基础教育的基点作用。从国家政策角度看，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具有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彰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国家责任、赋能区域教育生态整体改善和推进中国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等政策意义。在实践中，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可通过建立多方互动机制、借力教研驱动、实现本土创新及研究评估保障等策略，有效推动教学成果的落地生根。展望未来，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可进一步科学完善体系，精准契合需求，建立顺畅机制，加强专业支持，探索数字化模式等，全面推动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和高水平育人目标的实现。
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是国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质量的重要举措，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提高学校育人能力提供有力支撑。2020年12月，教育部启动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计划。该计划在2014年、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中选择73项成果，在全国60个示范区进行推广应用。历经三年的实践，“各地积极探索教学成果大面积转化应用的实践路径，努力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育生产力，深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服务‘双减’工作，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取得了积极成效。良好的研究—推广—应用科研生态已初见端倪。”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将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认识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政策价值，梳理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实践策略，为新一轮教学成果应用提供政策与经验支撑。教学成果能“充分展示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鲜活生动、极接地气，体现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积极参与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探索和新实践”。教学成果推广应用作为国家政策层面的制度设计，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体需要和教学成果自身的实践属性之间搭建了桥梁，旨在将优秀教育教学经验辐射至更广阔的区域，惠及更多的师生，由此逐渐显示出其独特的政策意义。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就是要发展更加公平的教育，就是要发展更高质量的教育。这是将人民立场确立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根本立场，前所未有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肖龙等人对 2018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多数教学成果聚焦于“教育教学综合改革、课程与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改革、教育信息化与学生学习变革”等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与前沿领域，这完全契合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目标指向。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开展将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引入中西部地区或教育相对落后地区，为区域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具体范例，也为区域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发展活力，能有效地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教学成果是广大教师扎根一线，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人才需求，凝练教育教学改革经验、创新教学方法而形成的研究与实践结晶，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深化行动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础性支撑。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具有主体多、辐射面广、专业要求高等特点。为此，教育部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中国教育学会，以及各级教研部门上下统筹，迎接挑战。教育部专门出台《关于开展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对推广应用工作进行整体谋划和统一部署；中国教育学会作为教育部委托的组织单位，肩负推动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重任，将宏观政策细化为具体的教育实践改进措施，调动各级教育行政力量和教研力量，科学协调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之间资源分配，为成果推广搭建顺畅的交流平台，确保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四方各负其责，共同推进成果推广应用工作有序高效开展，形成以优秀教学成果为内核的共同体”，真正彰显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深化行动中的国家责任。应用方是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实施主体，应用方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和整体教育生态变革是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目标指向。教育部明确要求，应用方“要充分调研、分析当地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研究教学成果对当地教育教学的指导、改进作用，注重成果推广应用的本土化落地，逐渐增加推广成果数量，逐步扩大推广范围”。在这样的要求下，在国家级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带动下，应用方不断以优秀教学成果为范例，努力优化本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教学、评价、教师教育、制度文化体系等，实现了区域整体课程实施和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一方面，优秀教学成果既带动了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规划能力，又促进了市县级教研（教培）部门组织协调和专业引领能力，还磨炼了一大批“种子教师”和“实验校”，这些本地区的实践力量扎根当地，以点带面影响了“辐射校”“基地校”，使得优秀教学成果的教育智慧能够在本土化情境中重新生发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校教师通过直接参与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项目，对新课程理念、教学方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教研创新能力、教学实践能力显著增强，应对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新挑战的能力与水平明显提高。总而言之，优秀教学成果的示范、引领、辐射、孵化等综合效果不断彰显，教学成果在不同地区的有机融合与发展，初步缩小了区域教育差距，区域教育生态在优秀教学成果的引领下不断得以改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体现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性、民族性，体现解决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原创性、时代性。”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触发了原有成果的迭代升级，形成了一大批凝结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的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模式和路径，逐渐建构出“以国家行政推动、国家供给专家、国家牵线合作、国家监督质量的教育发展新平台”。实践证明，一项教学成果在推广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教育生态、教师与学生群体等多种变量，这为教育学知识再生产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研究素材。教学成果源于一线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理念的探索、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教学模式的构建，凝聚着教育者对本土教育需求、教育文化的深刻理解，既继承了本地区教育教学改革的优秀经验，又以解决本地区教育实际问题为目标，且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具备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条件。教学成果不仅推进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其推广应用的过程也可被视为中国特色的教学改革路径。应用方能够基于外部智慧促发原有教学经验的本土化改造，而推广方也能够逐步完善教学成果本身，在进一步凝练理论和聚焦实践的基础上促成原有成果的迭代升级。同时，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行动将分散的、局部的教育智慧汇聚起来，不断地促进应用方和推广方课程教学改革，彰显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积累基础教育实践层面的知识元素，为世界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教学成果推广应用以国家政策为引领，形成了多方参与互动、上下协调一致的行动机制，逐步探索出许多有效的实践策略。我国幅员辽阔，基础教育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将一项源自其他区域的教学成果引入当地颇具挑战。教育部在综合研究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多方协作的互动机制是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并颁布《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明确了基础教育司、中国教育学会、73 个成果持有方和 60 个示范区四方协作的责任与主体权利，从制度上保障了参与各方平等互助、自愿交往、合作协同的实践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四方”构建激励保障机制协同攻关，形成了“多方联动”加“双轮驱动”机制。如重庆市北碚区形成“区教育行政部门-大学-区教研机构-中小学”（G-U-T-S）联动机制，上海市静安区形成“主导思路-运作机制-立体保障”互为支撑的“三维立体互动”模式等。这种多方关联的互动方式既能使多方受益，也有效地实现了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目标。基础教育教研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富有生命力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是保障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教研工作在推进课程改革、指导教学实践、促进教师发展、服务教育决策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前期，组织方积极筹备，开展了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启动会、推进会、研讨会，打破信息壁垒，畅通信息交流，分享典型经验，建构了跨区域联动教研的推广模式。在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过程中，区域教研员和学校教研力量是最先接触成果的推动力量，其中“种子教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专业转化和推动作用。教学成果落地后，应用方教研部门组织多种形式的区域教研活动，将推广专家、“种子教师”和应用校优秀教师的专业优势进行有机融合，根据区域特点和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优化成果应用工作推进策略与方法，较好地助推了成果的转移、转换和转化，实现了基于教学成果迭代升级的研创融合。当成果进入实验校后，实验学校能够将成果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开展常态化校本研修和交流展示活动，促进成果的实践转化和本土生成。三年的成果推广应用实践发现，多地把教研工作作为成果学习、转化、应用的中枢神经，采取各种措施，激活中枢神经的传导功能。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受访者认为，示范区能按成果方的要求完成各项工作，并积极参加成果方组织的各类研修活动。如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创造性地构建并实施“金色成长”成果推广应用研修课程，为11个示范区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指导，通过专题培训、工作坊研修、课例研讨、观摩学习、专家点评等方式，开展灵活多样的分区域、持续性、跟进式、个性化指导，研制出符合地区实际的、贴近当地教师和学生成长的个性化支持系统，探索出成果应用与落地的新样态。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激发各方主体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持续深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中国教育学会整体设计了成果推广应用评估和项目进展调查研究工作，对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全过程进行跟踪指导和调查研究。学会还委托第三方研发了多主体、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估指标体系及问卷等测评工具，采用线上问卷与线下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从成果推广应用效果的视角对成果持有方、示范区进行深度分析，从绩效的角度对成果推广应用进行评估，为成果推广应用提供反思证据。对于应用方而言，他们对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绝非简单地在“他人的成果”和“我的问题”之间寻求链接，更多的是将成果作为一种理念转化和价值重塑的外在刺激，从理解成果蕴含的教育理念，明确课程改革方向，到自觉运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优化课堂教学，再到形成适合本校的教学与教研范式，走出一条反思实践与学习创新之路。如广西南宁市明秀东路小学在推广应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悟课程开发与实践”时，结合校内资源与当地传统，吸收“物—晤—悟”课程精髓，探索研发“慧行课程”和“兴趣慧雅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基于博物馆资源的人文素养建构课程。成都市成华小学在学习重庆巴蜀小学“基于学科育人功能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成果后，发现其“做的哲学”理念与学校以美育人理念高度契合，将其“课程育人”与学校“尚美育人”理念融合，完善学校课程体系，探索支持个性化学习的育人模式，教师们将“巴蜀”成果转化为“成华”的应用与表达，提升了课程的育人实效。教学成果推广基于求真务实的实地调研，了解成果持有方和应用方工作中的困难和破解方法、学校管理和课堂教学的变化情况、师生素养的提升情况等。从2021年初开始，中国教育学会陆续组织专家团队赴各省市，深入了解示范区和成果持有方工作开展情况，讨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做法、思考与困惑，摸清“痛点”和“堵点”以及“生长点”，形成有思考的调研报告，有力推动了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走深走实。同时，中国教育学会主办、指导、参与各方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启动会、推进会、研讨会等，打破信息壁垒，畅通信息交流；疫情防控时期，依然常态化组织线上交流研讨，分享典型经验、问题及思考；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300余场，将专家的专业优势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指导持有方和示范区更好地工作。在此基础上，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策略”的专项课题研究，总结提炼不同类型成果、不同地域的有效推广应用路径，有的放矢地提出政策咨询建议，形成了实践需求推动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引领实践探索的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教育学会坚持专业推动的“评估反思”，成果推广部整体设计了成果推广应用评估工作，并委托第三方研发了多主体、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估指标体系及问卷等测评工具，采用线上问卷与线下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估法等对不同维度指标的评价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了两份分析报告。全方位、全链条地从成果推广应用效果的视角对成果持有方、示范区各方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了客观评估。越来越多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新时代教育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无疑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在新一轮成果推广应用中，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同时需要扎实且深入地探索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新一轮成果推广应用计划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将继续发挥统筹指导的核心作用，中国教育学会应积极组织并推动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进一步指导相关教研部门组建工作组，结合本地教科研工作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方案，明确推广应用机制，对区域内工作提出精细要求，全力推进“一地一案”“一校一策”的实施。不仅如此，管理方须进一步重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可通过积极实施中西部教学支持计划，在资源分配和指导工作上更加精准合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例如，在匹配成果供需时向中西部倾斜，专门为其设立指导组，从计划拟定、深入调研指导到跟踪问效的全过程，保障成果在中西部实现“本土化”落地生根，促使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朝着有序高效的方向不断发展。因地制宜地推广教学成果对提升区域教育质量意义重大，新一轮推广应用要遵循“应推尽推”“双向选择”“科学匹配”的原则，持续加大推广的范围和力度。中国教育学会将组织多方专业人员成立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研究咨询与指导方面的专业优势；还将协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激发应用校和教师的内生动力，注重在课堂层面深度挖掘成果内涵，聚焦个性化定制推广方案，精准对接成果与当地教育需求，充分彰显优秀教学成果的潜在价值。各级教研部门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层次学校的特殊需求，提供更为细致、更具前瞻性的指导方案，使教学成果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满足教育发展的多元需求。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过程实质上是各方充分参与、交往互动的过程。管理方与组织方应系统总结先行示范经验，精准界定推广应用的要求、责任归属、运行机制及保障要素，大力激励成果持有方与应用方于协同合作、研讨交流及宣传推广等机制层面开展创新性探索。中国教育学会将通过组织多元活动，以典型经验分享驱动成果广泛传播，塑造更具活力与多元性的合作范式。推广方宜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指导策略，接纳应用方教学骨干参与学习交流活动，同时持有方与应用方有必要构建长期战略合作联盟，携手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实践，合力研发并推广契合新时代教育诉求的成果，进而构建起具有广泛辐射力与深远影响力的教育成果推广生态体系，为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撑与强劲动力。中国教育学会作为国家层面的组织方，应组建多领域教育专家团队、专业评估团队，在成果推广应用的过程中不仅要给予全方位的、精准的教育专业支持，也要不断完善评估方案，定期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切实保障推广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在评估过程中，评估反馈机制应更加科学、客观、全面，以更为深入的专业支持保障教学成果推广既能看到短期效果，更要着眼长期教育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应进一步细化和多元化，涵盖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教师专业成长等多个维度。同时，各方还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评估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使评估结果能够及时、准确地反馈给相关各方，为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持续优化提供有力支撑。数智时代已经到来，拓展多元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载体已成为未来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广渠道拓展上，各方应深度借助互联网技术、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在线教育社区等新兴前沿阵地，全力保障教学成果能于各类迥异环境中顺遂落地且稳固生根。在精准推送优化上，需凭借大数据精准剖析成果与不同地区、学校需求之间的契合度，达成更为精确且高效的推送效果。在技术应用深化上，各方可借助 VR、AR 等尖端技术，多维度、全方位地展示教学情境，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可依托学习分析系统密切监测应用方的实际状况，依据评估反馈及时优化调整推广策略。在平台功能强化上，各方务必持续强化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综合服务平台的效能，积极展示成果、交流实践经验，并于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设立专属工作室，开展线上交流指导活动，借助区块链技术为教育资源的版权维护与共享安全保驾护航，以此为教学成果的推广拓展出更为广袤无垠且充满机遇的空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国教育工作会精神，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已经踏上了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这更需要把教学成果推广应用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以充分发挥好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为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做好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的大文章，努力讲好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生动故事，应成为每位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本平台发表内容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点我访问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