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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1月10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时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更加需要教育工作者走近世界教育改革的前沿。2024年9月9日-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

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历程，我们始终在学习借鉴中发展。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中西方教育智慧的融合，探寻中小学创新发展的新生长点，推动原创性改革，让世界倾听中国教育改革的声音，真正实现在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过程中推进教育现代化。可以说，没有对世界前沿的关注就没有中国教育的发展，也就没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在借鉴西方教育改革经验中推动优质学校的建设。

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双方互相认识的过程，推动了中西双方观念、概念上的变迁。中西方对彼此的认识从单纯的地理位置概念走向拥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事实上，在乔治·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之前的200年间，东学西传，特别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经耶稣会士的传播和美化，曾让欧洲人神往艳羡。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最初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样受到西方的高度关注。1847年，法国学者爱德华·比奥在《论中国公立教育历史》一书中九次提及《学记》，将《学记》中有关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等段落译成法文，并大力推崇其中蕴含的东方智慧。英国传教士詹姆斯·理雅各曾将中国“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东方之圣书”为名出版。明清时期，大量儒家经典经由传教士翻译后传入西方。这些经典反映人本主义立场、闪烁理性精神光芒，与法国启蒙运动反对神权、提倡人权的思潮形成共鸣。伏尔泰在书房中挂上孔子像，以不亚于东方学者的热情虔诚学习孔子的智慧，继而孕育出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帮助西方突破中世纪教育的黑暗。有西方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人类要摆脱困境，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可以说，今天西方教育中蕴含着中国古代教育智慧。无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儒家教育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法自然、顺天知命的道家教育思想，都深刻影响了西方教育的发展。

西方国家在19世纪后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公立教育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在工业社会，“识字”不再是一种专长，而是所有专长的先决条件。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赋予他公民身份的那部分知识不再是专门的技术，而是所谓的识字能力。西方教育推动了工业文明的演进，反过来，社会进化让西方教育在全球拥有了相对优势和广泛影响力。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最初是以传教士为主体，通过办教会学校，向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和文明。中国教育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离不开这种学习借鉴，但它不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的标志。事实上，传教士的活动领域并不限于文化和宗教，即使是传教士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其目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与各宗主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目的紧密结合，带有强烈的殖民性质。中国教育在被动的接受中孕育了主动探寻的力量。

20世纪初，以国人为主体创办的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涌现，推动中国现代教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再照搬、模仿西方教育范式，逐步开始理性分析西方教育精髓，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传播西学的文人学者，西学引进的重点由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迅速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移。经历了艰难的借鉴吸收与自我创造历程，中国涌现出陶行知、蔡元培、陈鹤琴、晏阳初等本土教育家。他们学贯中西，既积极学习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也坚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生出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兼容并包”等本土教育智慧，用自己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教育变革。

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教育的借鉴经历了曲折历程。20世纪初，中国教育制度历经了从以日本为蓝本的“癸卯学制”到以美国为蓝本的“壬戌学制”更迭；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从全面“学苏”到学习欧美教育学、心理学思想；改革开放再一次加速了中外教育交流。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学习借鉴域外制度和思想的过程中逐步得以丰富、发展。然而，无论是对旧教育习俗的超越，还是新教育秩序的重构，都是一个不断化解困惑解决难题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教育开放交流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与局限。

为建立一个适应世界变化趋势、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教育，我们需要对旧有的教育文化进行改造，而不是全盘否认传统，更不是全盘西化。然而，在学习借鉴域外教育时，有人照搬西方教科书，习惯于在西方的研究框架和话语体系之下否定中国教育，视西方教育经验和研究范式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神药”。这些生搬硬套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做法，无疑延缓了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进程。在教育实践中，我们有过“凿墙开店”的教育市场化，还有所谓尊重个性取消所有教育惩戒的误区，这些“生吞活剥”的借鉴让中小学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陷入困境。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探索以原创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式现代化教育。

回顾历史，中国并非没有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的传统。早在2000多年前，墨子就提出了“力”的概念，还有小孔成像、光线直射、光影成像、杠杆原理等一系列科学发现，更有张衡、祖冲之、徐光启等著名科学家。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值得我们深层次反思，这其中有历史和政治因素，更有认识偏差所导致的传承割裂的影响。直至今天，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对西方教育经验的借鉴仍然存在“钟摆”现象。例如：过于注重引导孩子关注“诗和远方”而弱化了“家国情怀”，过于关注儿童个性发展而忽视了集体精神的培养，过于关注学习结果而忽视创新能力的培养，等等。为弥补文化传承断裂带来的缺失，我们需要弘扬科学精神，培养儿童创新意识，重拾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髓，让中国教育真正为儿童成长培根铸魂。

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远远不能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匹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有力。一个国家若要跻身世界教育强国行列，必然要发挥其在国际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国际教育的中心。当今中国教育改革中有很多值得梳理的原创性实践，如大规模学校经营管理、班级文化建设、校本教研和教师激励机制、完备的教师培训体系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已形成本土经验和实践特色，但传播方式和力度还有待加强。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推动中国教育从借鉴、追赶走向独立甚至领跑，需要在借鉴基础上开展原创性改革，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基础教育已经从“有学上”走向“上好学”发展阶段。2024年3月1日，教育部公布2023年全国新增义务教育优质学校1736所，新增优质学位199.9万个，全国共有1.6万个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集团和1.5万个城乡学校共同体。2024年3月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介绍：“我们用了大概2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在世界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第一个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多领域借鉴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推动学校创新发展，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学校变革最终是通过学生对校园生活的感受与体验而实现的。当下中国学生的校园生活是单调甚至有些枯燥的，即使增加自主选修课和社团活动，事实上校园中的学生社会交往和沟通合作依然严重缺失。

第一，重构校园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生命更有活力。学校变革的出发点不应在于有什么先进理念和响亮的口号，也不是一些只能写在发展规划里的课程名称，而是要凸显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将学生生命活力融入校园生活中。让学生真正“活”在校园里，就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机会和自由支配的时间与空间。如学校可以通过建立学生听证会等学生参与制度，提高学生在校园活动中的参与度和体验感。新优质学校要把发展的重心放在尊重学生个性、重构校园生活上，要让学生生命得到滋养、灵魂得到浸润，从而为未来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第二，重构校园生活背后的底层逻辑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学校改革在重视给予学生自由的同时，并不意味着让学生不遵守规则，更不是抛弃团队和集体。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有国才有家”，中国教育更重视对学生集体意识的培养。我们不否认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过于强调“整齐划一”而忽视了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和关怀。但我们对此反思时，也需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放松对家国情怀和集体意识的培养。尊重人的个性是文明的标志，但绝对不能异化为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和个人英雄主义，而要坚持把培养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感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在培养“共性”时，我们不能走向简单机械的灌输，而要鼓励学校开展由学生自己设计、主动参与的活动，让德育走心、入脑。

第三，校园生活重构要从教师“活在课堂里”走向学生“活在课堂里”开始。李政涛教授强调课堂是有生命的，课堂是教师用生命活出来的课堂。这种“活”意味着教师眼里有学生生命的存在。学生真正活在课堂里，学生拥有有效的倾听、真切的对话和生成的内化，学习的自觉性和内驱力就会被激发和点燃。

评价是“指挥棒”。我们学习西方把很多模糊评价变得精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校和师生的发展。中国教育评价应从“为评价而评价”转向“为改进而评价，为发展而评价”，突破价值导向和评价方式的局限。为此，《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教育工作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用人评价，要求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推动教育评价体系的持续优化。

重构教育评价体系要超越唯分数的顽瘴痼疾。当前，政府对学校的评价、学校对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尚未真正走出“唯分数”这个单一指标。中小学重视基础知识掌握无可厚非，但不能只重视知识而忽视能力、素养和三观的培养。学校是人社会化的开始，让人更有教养、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古德莱德认为，一个能够被称作学校的地方，是能感召人精神和灵魂的地方。学知识是手段，成长是目标。我们要把评价作为撬动教育改革的支点，把体验还给学生、把设计还给学生、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原创性和内驱力发展。针对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大、差异大的特点，我们可以利用技术赋能教育评价，助力学业诊断和个性化辅导。

要推动师生创新发展、自主成长，应格外关注其思维品质培养。思维品质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关键要素。学校教育应增强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提升思维品质。

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个部门的事情，更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国际社会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立足更大的社会背景思考教育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重建教育系统的基础和组织原则来促进教育健康发展，也就是需要迈向“社会契约”的全球教育治理。所谓社会契约，是社会成员之间为谋求共同利益而合作的一种默会协议。伯恩斯坦指出，不能靠教育自身的力量来弥补社会不足。尤其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之后，物理技术、数字技术和生命技术的深度融合，给人类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可预测性逐步减弱。面对未来社会的不确定性，共同参与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和重要特征之一。

“新的教育社会契约还需回应和废除潜在的治理等级制度，推动形成水平型、网络化的行为范式，保障多元主体的可融入性和强参与度。治理主体在无序中寻找秩序，在矛盾中寻找一致性，在变化中寻找延续性。”无论是教育研究者、校长还是教师都不能只站在狭隘的视角审视教育和学校发展，任何学校都没有理由挤占或垄断资源。多元融合下的共同契约让我们更加懂得家校社共生共创的意义和力量。我们应学会利用周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资源，把潜在的资源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促进学校与社区共赢。校内管理也要增强其开放性和主体性，超越中国传统管理体制的惯性，构建全新治理模式和机制，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我们需要用创新实践争取到让世界倾听中国教育的理由。

中西教育智慧融合是全球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面对未来，我们需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变革，转变思维方式，审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向世界贡献推进教育发展的中国智慧。

（来源：《中国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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