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响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极为关注的政策议题。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1961年以来的人口负增长，相比2021年减少了85万人，并在2023年末全国人口数量较2022年末再减少20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至-1.48%。对此，2023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5月强调“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将教育与人口问题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不少国家也面临着人口变化的困境并对教育系统造成了一系列冲击和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借助对当前世界上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教育影响的系统分析，研究不同国家应对人口变化的教育策略并深挖其背后的价值逻辑，帮助形成国际上各级各类教育应对人口变化的整体把握，以期拓宽教育与人口的研究视野。

当前，世界人口在发展过程中，已在数量、结构、形态和质量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人口”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本身具有复杂多变、模糊的特点，如果仅仅从个别国家的层面很难厘清当前世界人口变化的基本趋势，所以从世界的宏观视角进行审视或成为理解当前人口变化共性特征及其对教育影响的可能路径。

据统计，1961年至1964年是世界人口快速增长期，人口总数从30.7亿人迅速增长至32.6亿人，1965年至1972年为稳定增长期，人口增长率基本维持在2.1%左右，而1973年至1978年经历了短暂的人口缓慢增长期后增长率从此掉至1.8%以下。到了1991年，世界人口增长率持续放低，2022年世界人口增长率仅为0.8%，世界总人口增长总体上呈现放缓走势。尽管世界人口总量处于增长状态中，但在全球197个国家中，目前已有30个国家在2022年已迎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些国家均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严峻局面，其中匈牙利更是在1982年开始就连续经历了40余年的人口负增长，另外，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等国家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正式步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乌克兰在2022年的人口增长率达到了-14.2%，居2022年全球人口负增长率榜首。可见，当前世界人口在数量上面临着增速放缓的同时，也切切实实迎来了人口的负增长进程，成为国际上不少国家的人口共性问题之一。

人口数量的减少对教育最直接的影响就体现在生源减少上。当前，尽管世界学龄人口数量处于上升趋势，但就其年增长率而言，呈放缓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全球国家中已经出现至少90个国家存在生源减少的现象。从2021年与2020年的数据比较情况来看，埃塞俄比亚表现最为明显，其初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数量相较2020年就减少了197万多人。另外，菲律宾、墨西哥、泰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在基础教育阶段2021年学生数量相较2020年分别减少了81.5万人、76.7万人、43万人、4.3万人、2.3万人。可以说，当前世界人口的负增长势必会伴随着教育生源减少。

当前世界范围的少儿人口比重虽然尚未触及少子化红线，但自1967年起呈下滑趋势，2022年世界少儿人口占比为25.3%，相比历年峰值下降了12.6%。与此同时，老年人占比却在逐年递升，于2002年世界老龄化率开始突破7%大关，正式步入老龄化进程。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夹击下，位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中端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也于2013年出现1966年以来的首个增长拐点，2022年降至64.9%。以2021年与2022年的数据比较为例，经统计，在全球197个国家当中，2022年少儿人口占比少于2021年的国家达到了131个，2022年的老年人口占比相比2021年上升的国家为139个，2022年的劳动力人口相比2021年下降的国家有77个。整体而言，当前世界不少国家的人口在年龄结构上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少子化、老龄化、劳动人口减少的现象。

少子化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表征，其映射到教育领域会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横向或纵向需求结构产生影响。当面临少子化危机时，学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重心上移的“倒金字塔”态势，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学前教育，儿童数量迅速减少，大量幼儿园被关闭。而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受到的影响则具有相对延迟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师范教育的需求相对低迷。而人口老龄化则会刺激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甚至是终身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人口短缺的情况下，就更需要适当调控各种类型的教育，通过培养各种高素质人才、专技人才填补劳动力缺口。如何处理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心上移与各级各类教育的结构调整问题，已成为当前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课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城镇人口占比逐年递增，而农村人口占比却持续下降。1961年世界城镇人口占比为34.1%，2022年占比为56.9%；而1961年世界农村人口占比为65.9%，2022年占比为43.1%。2006年，世界城镇人口占比与农村人口占比出现交汇，自此，世界城镇人口占比便越来越领先农村人口占比。同时已有资料显示，世界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一直高于农村人口年增长率，2021年世界农村人口年增长率首次出现负增长，增长率为-0.09%，呈现不断下滑趋势。根据已有数据，在全球197个国家中，2022年已有73个国家的城镇人口处于增长阶段，而农村人口处于减少状态。当前，世界人口呈现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农村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的状态，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严重，越来越多地涌向中心城市。

区域人口分布不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科学合理布局。2022年，世界上农村地区学生数量年增长率为-0.18%，城镇地区学生数量年增长率为1.55%。在差异明显的数据背后，世界人口区域分布不均，特别是城乡人口增减分化越来越严重，已成为当前世界人口发展不平衡的突出体现，它影响着教育的空间布局及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并萌生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国别层面还是国家内部层面，人口基本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的地区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地区迁移，尤其是在追求更好教育的动机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学龄人口涌向城市地区。人口在空间区域的分布不均匀进一步导致了教育布局的分化，造就农村学校越发空洞，而城市学校越发拥挤的教育生态。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健康状况和医疗条件的有效改善，全球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51岁增加到了2021年的71岁，婴幼儿的死亡率也从1990年每千名活产婴儿的64.6%下降到2021年的28.4%，并且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在1981年至2019年期间从43.6%下降到了9%，世界成人的识字率也在不断上升，1980年世界成人识字率为67.6%，2022年提升到87.0%。另外，世界范围的高等院校入学率在逐年攀升，1980年世界高等院校入学率为12.6%，2022年增加到41.8%，其中1980年女性大学入学率为11.4%，2022年增加为44.8%；1980年男性大学入学率为13.8%，2022年增加至39.1%。可见，女性受教育情况不断得到重视，甚至超越了男性的大学入学率。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全球的197个国家中，有82个国家的高等院校入学率是在不断提高的，且女性的大学入学率普遍高于男性。总体而言，世界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正在不断提升，人口整体素质显著提高。

人口质量与教育发展是共生共长的关系，教育能够有效促进人口质量的改善，人口质量的提升同样也会对教育产生积极影响并为教育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人口质量提升对教育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文盲率的下降上。掌握了识字能力后，人们才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更广泛更高级的知识和技能，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市场需求。人口质量和教育水平在双向发展影响下，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世界各国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高水平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等依然相对稀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于人才的争夺也较为激烈。

人口的数量变化作为人口发展的一个自然规律，贯穿在所有国家的变迁历程中，并且对教育领域或多或少产生着某种影响。但是不同国家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教育策略具有明显区别，这与各国所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境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欧洲是人口负增长国家数量最多的板块。在这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一些中低等收入国家普遍注重利用教育发展来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当人口面临负增长引起学龄人口锐减的时候，会导致正常的教育秩序失衡，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就会采取应急维稳策略，出台各项政策刺激国家人口数量增长。例如，乌克兰从1994年开始就连续面临着人口负增长危机，人口数量从1994年的5192.1万人降低到2022年的3800万人，2022年人口增长率更是达到了-14.2%。乌克兰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生育，力图通过提供生育补贴、育儿假期、儿童抚养津贴、银行贷款、医疗服务等福利措施以及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来改善生育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减轻人们育儿负担。同时，乌克兰教育部门迅速采取了积极措施应对人口负增长对教育稳定性的冲击，先后制定了“2015—2025乌克兰教育发展方案”和“2017教育法”，并实施“乌克兰新中学计划”及“中心学校计划”等，大力推行基础教育的改革，实行十二年制教学，确保每一位儿童不因贫困而辍学，保障学龄人口受教育的权利。

英国作为发达国家中的教育强国之一，2021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2022年人口增长率为-0.08%。相比乌克兰，英国在教育领域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冲击程度比较低，也能够较好地抵挡外部变化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威胁。因此，英国在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主要以控制当前的人口数量下降为主。首先，英国为了抑制国家生育率下降，为可能遭遇经济困难且符合特殊年龄、身份、经济、精神、身体状况的新生儿父母提供额外的育儿补贴，同时向面临生育且符合条件的孕妇提供500英镑支付分娩费用，确保其顺利生产。另外，英国政府还为每位3~4岁的儿童提供每年570小时的免费早期教育或托儿服务，增加父母育儿假期，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除了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外，英国作为一个移民大国在面对人口负增长时格外注重对外来人口的吸纳，通过改革移民制度、启动“全球卓越人才寻求计划”、实施《国际教育战略：支持复苏、推动增长》政策等系列举措吸引全球高精尖人才，为英国在人口负增长时代背景下巩固世界教育强国地位注入了强劲力量。

面对人口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危机，一些国家选择侧重破解少子老龄化进程中劳动力的缺失困境，注重劳动人口的职业教育，但也有部分国家将视角落在老龄人口人力资源的开发上，构建老年人教育体系模式，其中德国和日本可以被看作是较为突出的代表。

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一直面临着少子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其中，少子老龄化造成的劳动人口日益减少使得原本作为工业出口大国的德国迫切要求教育领域对如何培养更多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开展有益探索。早期，德国为了加大职业教育对劳动力人才培养的贡献，纷纷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专业人才战略》《职业导向计划》和《MIMT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加快提高现代的劳动力潜能和质量，并推行“职业教育卓越计划”应对人口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职业教育生源不足和质量不高等现实问题，同时根据劳动力市场变化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各行各业专门技术人才。另外，德国在2004年开始相继出台了《终身学习战略》《成人扫盲和基础教育国家战略》《国家继续教育战略》等政策法案，致力于帮助劳动人口获得终身职业资格证，并适当调整各级各类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重视程度。并且，德国陆续颁布了《面向数字化知识社会的教育行动》（2016年）、《面向数字世界的教育》等综合性政策应对国家对于数字化劳动力的社会需求。

2022年，日本的少儿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1.6%、29.9%，深受人口的少子老龄化困扰。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市场需求中劳动力短缺问题的破解路径转向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开发上，意图通过构建完善的老年教育体系实现老龄人口的劳动价值。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后就陆续颁布了《高龄社会对策基本法》《终身学习振兴法》《老年福利法》等系列政策，为日本老年教育的大力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其中，日本开设了大量的健康教育和社会适应类课程，并推行“银色计划”“金色计划”“灰色计划”等为日本老龄人口的人力资源提供健康基础保障与开发的可能性。此外，日本创办了多所不同形式和性质的老年大学，如倾向社区老年福利性质的世田谷区老年大学、教育部自行创办的茜丘学园、委托公益财团开办的印南野学园、函授型的日本放送大学以及民间组织举办的各个营利性或非营利性老年教育机构等。同时，创办Hellowork中心、高龄·智障·求职者雇用支援机构等官方人力资源开发机构，形成全方位高质量的老年教育保障体系，切实提高老龄人口的工作技能，真正实现“老有所为”。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变化特征往往意味着人口发展达到了较为复杂的阶段，是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牵引影响的结果。这时候，应对这种人口变化的教育策略也从基本的关注人口数量或者年龄结构的单一考量转向对如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思考及对教育公平性问题探讨的社会关怀上。

2022年，法国的农村人口占比仅为18.5%，城镇人口占比高达81.5%，是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的典型国家代表。为了应对城乡区域人口增减两极分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法国在教育领域迅速进行了行动探索。2016年，法国作出将5000万欧元总投资用于农村学校数字化建设项目的决定，支持农村学校探索试验多年级学生共享课堂。2021年，法国开始推行“农村教育区”计划，旨在加强学校在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基础上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与教育指导机会，同时为农村教职工提供资金、住房、交通与教学优质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增强农村学校岗位的吸引力。到了2023年，法国颁布《为我们农村地区学校的规划》，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工作的支持力度。该法案主要根据当地人口变化情况预测所需的教师、课堂、学校数量，保障法国各地的学校网络，并且建立公共对话和协商平台，鼓励农村地区的市镇联合办学，保持农村学校网络的连续性。同时，该法案强调要确保农村地区学生的学业成功，倡导通过农村和城市学校配对、创建联合项目的方式促进城乡学生之间的交流，增加3000个优秀寄宿学校名额支持优秀学子学习。

俄罗斯在正视自身人口区域分布不均、城乡发展存在差异的基础上，对其人口变化作出了科学的教育应对。首先，俄罗斯在《联邦教育法》和《俄罗斯农村学校结构改革构想》中规定不能轻易对农村学校进行撤并，明确提出必须保留小学，而初中则视学生人数选择保留与重组。其次，俄罗斯在2002年出台了《2010年前俄罗斯教育现代化构想》，再次强调农村小学坚决不予撤并，并形成了“小学-幼儿园模式”“基础性学校+分校模式”“农村学校联合体模式”和“农村文化社会综合体模式”等四种典型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模式，旨在确保幼小衔接及避免因无法就近入学造成的生源流失，并通过提供教学设备、教师走校、监督管理、互帮互助、合作共享等方式提升小规模学校的教学质量，同时与少年宫、图书馆等多所社会机构合作，借助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共同力量，切实提高乡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再次，俄罗斯为了解决边远地区学龄儿童上学问题，投入巨额资金推行“乡村校车计划”和“通向学校之路计划”，并通过“乡村教师计划”在薪酬、住房、评价等方面的倾斜政策，吸引年轻优质教师下沉到乡村学校。

上述提及的几种常见人口变化类型，都属于数量或者形态上的变化，但当人口发展达到一定成熟阶段时最终会引起质的变化，表现为人口素质质量的整体提升。韩国与美国都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国家代表，但是这两个国家在具体措施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与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教育战略有着重要的关联。

韩国在2023年实现了76.2%的高等院校毛入学率，特别重视对健康教育生态环境的维护，认为课外补习的盛行会影响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并降低教育创新动力。对此，韩国先后出台了《促进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学习特别法》《辅导教育机构设立、经营与课外辅导法》和《影子教育缓解措施》等政策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改革以“分数论成败”的评价体系。可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对创新人才自然成长的一种保护，及时遏制和扭转了应试文化和学历文化的势头。另外，韩国为了进一步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推行“世界级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海外高级科学家聘用计划”等一批“研究教育型”高精尖人才引进计划，并设立《留学生招收扩大方案》和“英才高中-科技特色大学在韩研究奖学金”“全球人才在韩奖学金”等系列奖学金吸引一批“未来潜力型”优秀人才在韩国进行学习和研究，服务韩国的战略性发展需求。此外，设立“优秀人才特别入籍制度”“科学技术优秀人才永久居留、入籍快速通道”等吸纳高水平人才加入韩国国籍，并出台多项多元文化政策保障移民者较好适应和融入韩国社会。

作为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最大受益国，美国对人才的高质量培养与大力引进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美国出台了《国家被骗：美国学校如何阻碍了高天资学生的发展》《量子信息科学和技术劳动力发展国家战略计划》和《跨部门规划：加强太空领域STEM教育及从业者培养》等多项政策，加强对重点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另外，美国特别重视与企业、行业协会或其他国家对人才的联合培养。例如，美国在2022年4月分别与芬兰、瑞典签署量子信息科技合作联合声明，强化量子信息科技高端人才培养，力图抢占技术制高点。同时，美国还通过实施《富布赖特计划》《共同教育和文化交流》和《国际教育法》等优惠政策，设立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基金等各类奖学金，吸引了一大批全球优秀留学生。此外，美国出台了《0-1杰出人才移民签证指导意见》和《国家利益豁免移民指导意见》等灵活移民政策，全力吸纳全球高端人才，并推行“总统青年研究奖”“ARPA-E研究员计划”和“NIH研究项目基金”等举措为海外优秀人才提供优质的科技创新和研究环境，同时提供文化适应指导、社交活动等支持策略，更好地促进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

由上述可知，每个国家在教育领域中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和现实困难都各不相同，其策略执行的基本立场自然各有差异，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生态系统，其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于本国人口国情和教育境况的判断。同样地，我国也面临着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以及高水平人才短缺等共性人口问题，对教育的供需关系与布局调整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深入探究国际趋势的同时，有必要汲取国际经验并立足我国人口实际对未来教育的发展进行更及时和全面的思考。

据预测，在未来几十年，我国学前教育人口将明显减少，基础教育人口先短暂增加后持续减少，高等教育人口则预计在2035年迎来增长拐点。面对人口负增长，我国需要充分研判未来人口趋势，把控好学龄人口变化关键节点，做好前瞻性布局研究，确保不同教育学段平稳过渡。首先，要健全当前学前教育生源骤减的应答机制，适时更新和调整居住社区的人口与学位配比标准，确保社区配套建设与学前教育人口规模相匹配。其次，要处理好短期内系列生育政策带来的小学学龄人口入学高峰以及中期内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紧张形势。此时，应建立基础教育学位需求的动态监测、预警和供给的调整机制，实时跟踪学龄人口变化，定期发布预警报告，为政府学位建设和家长择校提供指导。再次，要协调好长期内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关系。对此，可考虑适当扩大优质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规模，打破年龄界限和教育边界，吸引非传统生源和海外学子。最后，要在人口变局中抓住由“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契机，推动小班化、精英化教学，建立人口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机制。

不同类型教育的发展应顺应人口新形势。具体而言，对于受少子化影响而需求减弱的师范教育可考虑逐步收缩其规模，即针对未来学生数量减少、教师总量过剩的情况，建议改进教师的调配与退出机制，同时着力提升师范生的学历层次及其所在学校的整体水准，以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实现更精准的教师资源配置。对于因人口快速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供给结构性短缺问题，我国应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强化职业培训与认证全面提升劳动人口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一批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同时，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我国要关注庞大数量老龄人口的实际需求并扩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通过打造特色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加快构建完备的老年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充分满足老龄人口的多样化学习目标，以挖掘老龄劳动人口潜力，缓解未来社会劳动力缺口压力。

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加剧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未来生源流向城镇中心是趋势所在。对此，我国应在保护教育相对落后地区利益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城乡学校容量及结构布局。一方面，建议突破区域壁垒，整合小、散、弱等乡村小规模学校，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实施“名校进县城，托管到乡镇”策略，并搭建城乡师生信息化交流平台，促进城乡教育圈层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应充分盘活城镇学校现存资源，通过统筹闲置校舍、整合校内空间、推动区域间校际联盟、职普融通等多举措方式全力贯通优质教育的横向、纵向资源。另外，针对当前流动人口子女面临的教育难题，首要任务是打破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与户籍紧密挂钩的制度藩篱，简化入学条件及完善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配套政策，确保流动人口子女不受户籍限制的平等入学机会。同时，有必要健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加大中央对流入地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力度，以适度缓解当地教育经济压力。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在人口质量提升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对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仍面临严峻形势。面对高水平人才短缺难题，我国应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学布局学科专业体系和科技创新的行动方向，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方式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着力攻破一批“卡脖子”核心技术，从根本上提升我国教育核心竞争力及国际影响力。首先，应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选拔和早期培养。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英才识别和筛选机制，发掘各学段高潜力英才。同时，推行高中分类办学和高考改革，为英才学生提供个性化培养方案并开辟大学入学绿色通道。其次，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产科教融合。我们应意识到，教育需与产业、科技和社会发展实现深度融合，在融合中培养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创新人才。因此，未来应推动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变革，打破学术、学科的局限，以产科教融合实现跨界创新，全面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