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教育改革面临的基础性、战略性影响因素，教育则是提升人口素质的主要途径。2022年印度人口数量超过中国开始居全球首位，位次转变背后更要关注两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教育发展对两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长远影响。通过对中印两国教育现状以及人口、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系统考察发现，印度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限制着其“人口红利”的释放。与印度相比，受益于更优的教育发展水平，我国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人力资源总量优势。站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维度看待中印人口结构变化和教育发展，我国应充分汲取印度教育经验教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以教育强国建设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人口是教育改革面临的基础性、战略性影响因素。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印度人口数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面对这一重大人口变化，需要我们全面准确辩证地认识人口规模变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比较分析中国和印度教育改革发展现状、问题和趋势，对中国教育应对人口发展新形势提出对策建议。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应包含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质量和人口效益等基本内容，核心要义是人口数量和质量、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和印度都是位居世界人口前两位的大国，两国人口总量位次的更替并不罕见。与历史上受战乱、天灾人祸等因素影响不同，当前发生的中印人口位次更替主要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结果；与此同时，印度也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行计划生育，但由于宗教、文化等原因未能取得实效。

对人口数量的分析必须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外部因素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人口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 ，英国经济学家坎南在19世纪末提出“适度人口”概念，从报酬递减规律出发，把能获得最大收益的人口定义为“适度人口”，认为其随知识、技术而变化并存在一个适度的人口增长率。面对失去的人口第一大国地位，既要防止掉入“人口决定论”的悲观论调，也要谨防麻痹大意、无动于衷。人口不是越多越好，但人口数量的快速减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也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在中印人口数据的细化分析中，我们首先应关注的是印度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其年龄结构为例，2000—2022年，印度2022年15岁以下人口比重为25.3%，较2000年下降了9.7个百分点，这期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仅上升了2.4个百分点为6.9%。同期，中国15岁以下人口比重下降了7.3个百分点到17.2%，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13.7%。相比印度年轻型人口结构，我国已步入老年型国家阶段，与印度人口年龄构成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大规模的青年适龄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抚养率低，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家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与此相反，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消费大部分国民收入，当人口规模过大，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资源不能满足个人基本的衣食住行需要时，人口就可能成为巨大的社会包袱。对中国而言，失去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并不意外，而引发担忧的是人口结构问题，一方面劳动力持续减少，另一方面老龄化持续加剧。对印度而言，人口第一大国也不足为喜，让印度忧虑的也有两个重大问题，一是青年人口的就业问题，二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生存环境压力问题。

人口资源并不必然成为人力资源，最关键的一步是依靠教育提升人口素质，将自然人培育成具有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被劳动力市场所接纳的劳动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位次更替，意味着教育在中印两国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面对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中国成功地将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面对人口红利减弱，特别是现代产业发展、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的新需求，迫切需要培养更多高技能、高素质和创新型劳动者。对印度而言，没有强有力的教育体系支持，庞大的人口不可能自动转变成人口红利，且还需要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才能充分发挥人口规模的潜在优势和可能。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数据，2022年，印度各级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居全球第一位，合计达到5.51亿人，接近其人口总规模的40%，是我国的1.5倍多。受学龄人口规模的影响，印度各级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也高于我国，2022年约为3.40亿人，而我国约为3.08亿人（教育部2022年公布数据为2.93亿人，对高等教育非全日制学生进行了折算）。

分学段看，印度学前和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低于我国，中小学在学规模高于我国。根据UIS数据，2022年，印度学前教育在园幼儿数为2763万人，明显低于我国的4806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印度约有1.98亿名在校生（1~8年级），我国约有1.58亿名在校生（1~9年级）；高中教育阶段，印度有7218万名在校生（9~12年级），我国有4345万名在校生（10~12年级）；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仍居世界首位，2022年为5714万人，印度为4055万人。

高等教育分层级来看，我国本专科与博士在校生规模分别居首，印度硕士在校生规模居首。根据UIS数据，2022年，我国本专科在校生为5374万人，印度为3466万人（只含本科）；印度硕士在校生规模全球最大，为565万人，我国第二，为287万人；我国博士在校生数也居世界首位，为54万人，美国第二，为34万人（2021年），印度第三，为21万人。

1950年时，中国和印度总人口分别为5.4亿和3.5亿，文盲人口占比均超过80%，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印两国都在较低的基础上建立起世界上超大规模的教育体系。

印度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低于我国36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印度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51.7%，明显低于我国的88.1%。

印度还未完全普及8年义务教育。2022年，印度小学净入学率为99.5%，实现了1~5年级初等教育普及，但尚未实现8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其初中净入学率和毛入学率分别为86.5%和89.0%），而我国在2011年就已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印度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低于我国20个百分点。2022年，印度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71.3%，明显低于我国的91.6%。同时，印度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滞后，2022年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方向学生占比只有6.5%，我国为40.0%。

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落后中国近30个百分点。虽然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众多，但自2002年以来，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一直低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我国差距逐渐扩大。2022年，印度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2.7%，尚处于大众化阶段，而我国自2019年高等教育即进入普及化阶段，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9.6%，2023年已超过60%。高等教育机构方面，根据印度2020—2021年度高等教育调查数据，印度共有1113所大学、43796所学院（附属于大学，不能以独立名义授予学位）和11296所独立机构（不能授予学位，提供文凭水平课程）；而我国2021年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普通本科学校1238所（含独立学院164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高职（专科）学校1486所，成人高等学校256所，另有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机构233个。

印度中小学学生学业合格率偏低。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SDG4.1.1的相关数据，印度小学和初中学生阅读和数学学科基本达标率明显偏低，小学三年级学生阅读和数学达标率分别只有47%和53%，初中毕业年级则分别只有38%和40%。而根据我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小学四年级和初中八年级学生语文和数学合格率都在80%左右，与PISA测验反映出的OECD国家的均值相当。

印度高水平高校数和国际留学生数低于我国。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众多，但国际排名靠前的高水平高校数明显低于我国，除七所印度理工学院外，其他高校鲜有名气与特色。在2023年QS、THE与US.NEWS国际三大有影响力的高校排行榜中，印度进入前500与前200的高校数平均只有5所和1所，而我国平均为34所和11所，分别在全球排第三（与德国并列）和第五位，在数量上只落后于美国、英国、德国等老牌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校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更强，印度高校的国际学生数约为我国的1/5。2021年，在印度的国际学生为4.8万人，约占全球国际学生数的0.75%，在我国为22.2万人，约占全球国际学生数的3.47%。

印度教育基尼系数明显高于我国。教育基尼系数是反映教育公平的综合性指标，根据联合国大学经济研究所“Thomas Ziesemer”（2021）的测算，2015年印度教育基尼系数为0.359，明显高于我国的0.104，基尼系数越低反映公平程度越高。

印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读于私立机构的比例明显偏高。2020年，印度小学、初中在私立机构就读的比例分别达到45.1%和46.2%，明显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高中阶段在校生就读私立机构的比例也高达56.4%。相对而言，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私立学校的比例为10.8%，普通高中为16.1%，中职学校为19.7%。同时，印度私立学校间差距较大，既有精英型现代化国际学校，也有不为政府认可的私立机构，受资本影响较大。

印度教育区域间差异较大。印度中小学教育主要由各邦负责，存在明显发展差距。例如，根据印度2021—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其1~8年级净入学率有的邦已达100%，但也有的不到70%；1~8年级预期保留率有的已达100%，有的还不足50%。学校通电率有的邦达到100%，还有的只有20%多；学校配备计算机的比例有的邦达到100%，有的还不足20%；学校联通网络的比例有的邦达到100%，有的邦则只有10%上下。相对而言，我国教育发展也存在区域差异，但各级教育入学机会基本公平。

印度教育资助体系不够健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2019年发布的《振兴印度高等教育》报告指出，由于缺乏对学生入学的资助，印度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面临瓶颈，在印度只有不到10%的在校生可以获得贷款及奖学金等经济支持。相比之下，中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学生资助体系，实现了对“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覆盖，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印度中小学校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师资不足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a.1中有关学校办学条件的统计，印度小学通电率只有85%；配备教育信息化相关设施的学校比例更低，小学教学用互联网联通率只有21%，教学用计算机配备率只有28%。相对而言，我国中小学基本设施和教育信息化配备已达或接近100%。印度师资方面也存在不足，中小学生师比均明显高于我国，2022年小学、初中、高中生师比分别为28.2∶1、19.5∶1和22.3∶1，中小学平均1位教师所教的学生数是我国的1.6倍多。

印度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与我国接近。政府教育投入占GDP比例方面，印度略高，2021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01%，2012年以来保持在4%以上，而印度2021年政府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63%，2016年以来基本都略高于我国；在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例（我国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方面，我国略高于印度， 2021年印度为14.65%，我国为15.25%。

印度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我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中国、印度总人口分别为14.12亿人、14.17亿人，25岁及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分别约为9.5年（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和6.6年（《人类发展报告2023—2024》数据）。

印度人口中完成义务教育的比例明显偏低。2020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75.5%完成义务教育。印度2021年尚未按计划开展新一轮人口普查，但从其2011年普查数据看，印度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上学（含文盲）人口占比达30.7%，仅有44.6%的人口完成义务教育，而我国2010年时15岁及以上人口中70.9%完成义务教育。近10年印度各级教育入学率均低于我国，两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差距应有所扩大。

对中印两国教育发展现状的比较显示，我国在中高等教育机会、教育质量、教育公平、教育保障等多个方面均明显更优，教育发展也让我国相比印度实现了更高的义务教育完成率和更高的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结合两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印度更大的各级教育人口规模，可预见我国教育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保持更优的发展态势，进而支撑与促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助力在与印度人力资本的规模与结构竞争中赢得一定的比较优势。

人口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主体，教育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支撑。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跳出教育的更大格局中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对两国人口与教育发展得到更为清晰和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持续高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劳工组织测算数据，2010年，中、印15~64岁人口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6.9%和56.8%，相差20.1个百分点，到2022年则分别为75.9%和55.4%，相差20.5个百分点，两国人口劳动参与率差值略有扩大。因印度相对更低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其劳动年龄人口数已接近我国，但劳动力总量仍明显低于我国。2022年，中、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分别为9.75亿人和9.61亿人，而劳动力总量则分别为7.82亿人和5.54亿人，仍相差2.28亿人。分性别来看，印度人口劳动参与率低主要表现为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其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与我国接近，但其女性参与率明显更低，2022年，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为70.9%，而印度只有29.9%。

近十年印度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无明显提升。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3.9%、56.9%、64.6%，到2020年分别变化为63.5%、62.4%、76.7%，可见，我国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受过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明显提升，特别是高等教育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提升了12.1个百分点。相对的，2010年，印度三组教育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54.3%、45.5%、62.7%，到2020年变化为51.0%、42.8%、61.1%，三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均有所降低，虽然其受过高等教育人口规模有所增加，但其劳动参与率并未提升。

中印两国都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国均第三产业占比最大，但相对而言，印度第一产业比重偏高，我国第二产业占比更高。中国第一产业产值长期保持在10%以内，第三产业自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后，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2022年三产比重分别为7.3%、39.9%、52.8%。印度产业结构的突出特点是第三产业占据主体地位，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第三产业比重就超过其他产业部门，2019年印度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50%。近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印度第三产业占比有所下降，2022年三产比重分别为16.7%、25.7%、48.4%。

中国从业人员在三产分布与产业结构更加匹配。随着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中国2012年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首次超过其他产业，并持续扩大，至2022年，三产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22.5%、32.2%、45.3%，与中国三产产值比重排序一致。反观印度，其从业人员分布与三产占比并不匹配，三产中占比最低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却最高，2022年，印度三产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为42.9%、26.1%和31.0%。

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中印两国都在大力发展制造业，2021年，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为2.5%，远低于制造业27.7%的产值占比，而印度2015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22.7%）远高于其制造业产值占比（14.0%）。同时，中国2021年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比例分别为11.3%、49.2%、21.2%、17.3%，相比2010年的学历分布13.1%、56.3%、20.1%、9.8%，高等教育学历者占比显著提升，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

印度研发（R&D）人员规模明显低于我国。根据UIS相关数据，印度2020年每百万人口中R&D人员数只有260人，我国则为1601人，约为印度的6.2倍。此外，根据科睿唯安公布的2022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据统计，我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数排名第二，全球占比达到16.37%，仅低于美国的38.08%，而印度占比只有0.35%。

印度R&D经费占GDP的比例明显低于中国。根据UIS相关数据，2020年印度R&D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0.65%，而我国为2.41%（2021年增长到2.43%），约相当于印度的3.2倍。整体来看，自1999年我国该比例超过印度后，印度与我国差距逐渐扩大。

中印两国都曾是文盲大国，但中国的扫盲成就更加斐然。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约为3775万人，文盲率降低到2.67%。而根据教科文组织统计，到2022年，印度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仅为76.32%，文盲人口占比接近1/4。

印度成人识字率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印度女性识字率明显低于男性，2022年，女性、男性15岁以上成人识字率分别为69.1%和83.5%，且在青年中也存在明显性别差异，15~24岁青年女性与男性的识字率分别为95.5%和97.4%。而我国青年人口的识字率已接近100%，且无性别差异。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上，印度一定时期内将高于我国且差距不断扩大，而我国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和教育发展优势将在一定时期内助力我国保持人力资源总量优势。世界银行数据库预测数据显示，2035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为9.2亿人，印度则将达到10.8亿人，由当前两国基本相当转变为我国低于印度1.6亿人。但印度的劳动参与率一直低于我国，若两国保持当前劳动参与率，到2035年我国劳动力总量仍将较印度多1亿人。同时，教育发展为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增长提供了动力。基于上述预测数据，结合Barro & Lee数据库（http://www.barrolee.com）中印度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2035年预测值，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规划目标，初步测算2035年中印两国人力资源总量分别为110亿人年与103亿人年，我国仍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人力资源总量优势。

在英国统治时期，印度开始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印度教育也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境，限制着其“人口红利”的释放。

①重视高等教育投资

印度政府重视高等教育投资，当前其政府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比例超过全球多数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高等教育投入增幅经历了缓慢增长到加速提升的转变。根据UIS数据，印度政府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其“十二五”规划（2012—2017年）期间，从1.24%提高到1.44%，2021年又增长到1.57%，排在全球前列，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1/3用于高等教育。同时印度鼓励高校多渠道筹措和支配办学经费，政府占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比例逐渐下降，渠道日渐多样化。在政府高度重视下，印度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大学和专业院校数目明显增加，高精尖人才培养成绩显著，推动了印度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大发展。

②重视理工人才培养

从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分布情况来看，印度重视理工科高端人才的培养。根据UIS数据，印度约1/3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为STEM专业，2013—2020年间，印度高等教育理工科毕业生占比从29.1%增加至33.7%，增加了4.6个百分点，近两年又有所回落。印度对理工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视，积极推动高等教育与科技产业结合的举措，促进了国家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为印度培养出了长期位列世界前三名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软件人才已是印度的一张国际名片，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技术企业都竞相聘用印度高素质的软件人才，美国微软公司常年锁定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

③围绕社会需求加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印度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战略，而制造业正是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的主体。印度职业技术教育虽然起点低，但持续探索职业教育改革，通过提高青年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人口素质，培养了大量国家需要的技术型人才。印度《国家教育政策2020》提出，在未来十年，职业教育将分阶段纳入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到2035年，至少有50%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同时为了实现莫迪政府提出的“领导型强国”目标，强调要突出专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将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贯通，从而支撑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

④大力推进数字教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提出“要用教育和电子革命把印度带入21世纪”的口号。基于通过信息技术缓解国内教育问题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印度将实施数字教育作为教育规划和政策实施的重点内容，积极推进数字教育资源平台的建设和应用。2020年6月，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发布印度远程学习计划，即《印度报告：数字教育》，计划在国家范围内推进数字教育，保证全民教育的质量，提出将印度建设成“全球知识型超级大国”的战略目标。

⑤“英语红利”促进印度教育国际化

印度先天的“英语红利”，是印度相较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一大优势。受英国殖民历史等影响，印度积极推动英语本土化，发展成与“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相提并论的“印度英语”。在印度，英语一直被视为重点学科，高等教育阶段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系统锻炼了印度学生良好的英语思维能力和社交沟通能力，也为印度培养国际化人才奠定了基础。语言的零障碍和交流的便利，使得印度成为美国软件外包业的重要客户，极大推动了印度信息技术等产业的发展。“英语红利”的加持令印度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抢占先机，也成为印度与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博弈的显著优势。

①种姓制度、性别歧视掣肘教育公平

印度社会中的种姓制度、性别歧视、宗教文化等因素及某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严重制约着印度的教育公平发展。印度种族复杂、多元文化并存、等级森严，在种姓制度的架构下，印度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权益差异巨大，教育不公平现象突出。印度宗教文化中男性优于女性的思想阻碍着女性教育政策与基础教育公平政策的实施。人们普遍信奉女孩读书无用，再加之农村地区学龄女童早婚等因素，导致很多女童不能正常入学或大量辍学。印度的多语言社会环境具有多样性与不平等性。教学用语实行“三种语言模式”，语言成为社会交往中的一道无形壁垒，给印度政治经济发展、形成民族认同感和国民凝聚力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语言能力不足也是众多毕业生的求职障碍，家境殷实、自小接受全英文教育的学生优势显著，更易获得进阶空间。

②中央和邦政府的分权不利于教育治理

印度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基于分权的中央和邦政府的教育合作治理模式。中央管理主体与地方管理主体并存，权力分割，分歧远远多于共识。在这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宗教、种姓构成的多元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争取和维护自己利益的过程中不断集聚并形成了各自的政治势力，使政治力量走向多元化发展之路，各邦教育在办学主体、目标、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过于强调分权导致中央政府难以发挥整合作用，在教育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

③精英教育及资源分配不公制约发展

精英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印度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机会，加剧了两极分化。印度教育中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较为突出，少数精英占据多数资源。以印度理工学院为例，该校只有3万多名在校生，不到印度的1‰，但其获得的教育经费却占到全国的15%左右，而其他普通高校经费严重不足。精英教育理念与公民与日俱增的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使得无法通过高等教育打破贫富分化的僵局，还存在进一步拉大不同阶级收入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

④基础教育薄弱且发展缓慢

与我国相比，印度基础教育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显著。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印度过分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基础教育，21世纪初期，6至14岁儿童只有25%完成初等教育，基础教育各项指标落后于中高等收入国家。尽管近年来印度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和措施发展基础教育，中小学入学率明显上升，但教育质量依然不容乐观，且辍学率较高，仍存在相当规模的青年文盲与明显的性别不平等。基础教育的薄弱势必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印度仍需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才能适应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而这需要较长周期才能实现突破。

⑤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失业、人才流失严重

2006—2015年的近十年时间里，印度平均每个月新开办3.8所大学，平均每天新开办6.2所学院，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更多依赖于附属学院扩张。目前，印度超过50%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大学（或学院）就读。印度高等教育结构中重人文轻技术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大学的科研创新活力未能充分激活，使得印度高等教育科研创新竞争力明显落后。教育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也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印度每年有约70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无法顺利找到工作。印度相关产业解决就业能力不足，大量人才到发达国家就业。据统计，印度优秀人才的流失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首位。

整体而言，印度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为印度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薄弱的工业基础也制约了其人力资本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使得印度呈现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局面。印度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快，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科技人才失业和海外流失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种姓制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低、制造业发展缓慢等因素，也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桎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被机器挤占，信息技术业也存在较大的替代风险，印度特色产业软件服务业或将受到冲击。如何适应并抢占人工智能的国际市场，成为印度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转化面临的突出挑战和改革动力。

面对人口规模和结构急剧变化，中印两国教育都在改革创新积极应对。站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维度来看待中印教育，一方面我们应充分汲取印度教育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以教育强国建设推动由人口大国迈向人才强国，统筹实现人口、教育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和印度都是多民族国家，教育改革发展都承担着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职责使命。但长期以来印度在民族教育、语言文字教育等方面出现前面所述的诸多问题，其教训和困境值得我们深思，也更加让我们认识到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教育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出发，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作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各级各类教育全过程，系统规划、一体推进大中小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高度重视现代国家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引导各民族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行国家统编教材落实到位，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各民族参与伟大复兴进程和共享伟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将巨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人力资源是中印教育都面临的紧迫任务。近年来印度政府加大了各级教育普及力度，各级教育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虽然我国教育普及水平相对印度而言仍具有明显优势，但仍然有三个问题需要重视。

一是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的巩固与提高。2023年中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8%，与高收入国家107.8%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偏低。一方面要继续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普及和完成水平，使初中毕业生普遍有能力和意愿接受高中阶段教育；另一方面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高质量、多样化发展，办好县城高中，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质量和适应性，助力青少年顺利完成高中阶段教育。

二是稳步提升高等教育普及水平。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与高收入国家79.3%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要汲取国际高等教育先进经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道路，坚持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双一流”建设共同发展，完善高等教育多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

三是提高研究生招生规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生在校生比例与印度存在差距，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逐步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重点向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急需领域倾斜，同时要处理好规模和质量的关系，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中印人口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以人口的教育红利来替代人口的规模红利。面向制造强国战略需求，面对印度制造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竞争，必须切实落实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重要地位，让职业教育取得相对普通教育的就业竞争优势。探索职业学校“特而精”办学模式，创新职业教育学制，拓宽职业学校招生渠道。根据不同生源，采取更加灵活的现代职业教育学制及模块化课程体系，满足多样化群体的随时入学需求，形成“教育、工作、再教育”循环上升新格局。加快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探索建立不同教育类型之间、不同部门之间学分互认制度，贯通各领域高技能人才与技术人才职业发展。

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和基础学科专业建设，进一步培养紧缺型、实用型、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推进我国STEM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新工科教育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项目工作。打通校企合作通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人才供给力、科技支撑力。面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求，推进世界科学中心和人才中心建设。

面向数字经济战略需求，将新一轮人力资源竞争的主战场放在数字经济领域，全力推进我国数字教育行动战略，切实提高我国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和水平。教育必须顺应以ChatGPT、Sora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变革要求，要把教育数字化作为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在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等方面重塑教育。

要以大数据为基石，以资源应用为主导，扎实推进教育公平；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推进“互联网+教育”，充分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搭建适合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评价方案。积极稳妥引入市场机制，依靠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广泛参与，高质量、高效率和可持续推进教育数字资源、教师和学生数字素养提升等数字教育生态建设。

相比印度，我国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要全面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让更多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主动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实行弹性退休制和返聘制度，分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鼓励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延长工作年限。

高质量推进国家老年大学建设工作，增强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成人教育机构对老年教育的支持，推动老年大学课程资源共建共享。立足老年人的终身发展，推动学分银行在老年大学的落地实施。为老年人开设终身学习账户，探索存储相应的学习成果、业绩成就和社会服务贡献等。进一步促进老年教育区域公平、城乡公平和群体公平，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推进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提升老年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