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202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扩大优质高中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建设一批具有科技、人文、外语、体育、艺术等方面特色的普通高中，积极发展综合高中”。2023年8月，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在介绍《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时指出，“发展综合高中，推进高中多样化办学，是提高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要推进普职融通，实现职普协调发展，建设综合高中是可行办法。”由此可见，积极发展综合高中已然居于高中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位置，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必经环节，也是疏通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困境的关键之举。

积极发展综合中学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是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与教育系统创生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与教育价值。推进综合高中的建制化铺设厚植于我国综合高中的优良办学传统，又积极吸纳国际综合高中的优秀办学经验，成为纾解职普失衡问题及缓解职普分流焦虑的重要抓手和务实选择。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教育实践。作为近代以来中学办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综合高中的历史意义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暗淡失色，反而因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而愈发彰显活力。积极发展综合高中遵循了“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办学规律，出新意于法度之间、改体制于历史之中，成为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时代之举。

纵观近代以来综合高中的历史进程，可谓一时辉煌、几多衰败、身影仍在。壬戌学制是中国式综合高中的历史之源，其作为综合高中办学的制度支撑，将综合高中推上了历史高光时刻。

1922年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壬戌学制）承袭美国综合中学的办学模式，明确规定：“普通学校以‘分科选课’的形式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初级中学兼设各种职业课；高级中学分农、工、商、家事专科。”至此，综合高中的身影正式在中国大地上显现。

1932年，伴随着《职业学校法》《职业学校章程》等政策性文件的出台，昭示着综合高中制度被废除，职普的分界岭开始被铸造，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分化式发展局面正式生成。而后，虽然“综合高中”的现实产物已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其“综合性”办学的思想犹存在于历届政府的高中办学方针中。

譬如，1958年刘少奇在城市与农村推行了两种教育制度与两种劳动制度，强调发展半工半读的学校以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折射出了“综合性”的办学思想。

198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改革普通高中的课程；普通高中要逐步增设职业（技术）教育课，学习科目可由学生自己选择”，也充分彰显了普通高中“综合化”的办学理路。

由此观之，综合高中厚植近代以来中国高中阶段多样化办学的历程，成为调和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化式发展局面的工具性支撑。积极发展综合中学推进高中阶段职普融通厚植于综合高中办学的历史传统，是近代以来综合高中办学历史底蕴的现代化延伸，是高中阶段办学模式的“守正”，亦是“创新”。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具有外发的推动致因，是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中国高中教育的应对之举。综合高中滥觞于欧美国家的教育实践活动，随后在其自身演变过程中不断丰富内涵，逐渐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教育事物。积极发展综合中学身处国际大背景，寓经验于实践之中，成为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中国化方案。

综合高中生根于美国的教育土壤之中，是美国响彻世界的教育创举。1917年，美国颁布《斯密斯-休斯法》规定，在普通中学中设置选修职业教育课程，并将之改为兼具升学和就业目的的综合高中，从而形成了专施职业教育的职业学校与兼施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综合高中并行格局。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组委员会颁布《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正式将综合高中作为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制度。美国综合高中充分重视民主化、特色化与专门化建设，打破教育阶级性的同时，又消弭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隔阂之界，成为美国公共社会领域的一大创举。迄今为止，综合高中已在美国发展了百余年，早已成为美国中等教育办学模式的世界名片，为其他国家寻求高中阶段多样化办学提供了经验镜鉴。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综合高中”模式也极具特色与魅力，是澳大利亚解决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歧性问题的重要举措。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中学学校体系中并没有“综合高中”这一说法，而是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践行着高中职业化的原则。澳大利亚普通高中兼具为学生升学和为学生就业做准备的职能，因此，政府当局致力于高中阶段普通教育的职业化建设，先后颁布了《参与和平等计划》《重建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需要的技能》《费恩报告》等文件，推动着普通高中职业化的建设。当前，我国高中阶段关于职普分流的社会“怨声”嘈杂不停，而现有的舒缓之方“疗效不佳”，亟须“向外取经”。“综合高中”国际办学典范深刻揭示了其在推动高中阶段职普融通中“大有可为”，这也推动着我国积极寻求适合当前国情的中国式“综合高中”办学范式。

文化隔阂、理念偏差与系统割裂造成了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的失衡局面，钳制着高中阶段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展综合高中以纾解职普失衡局面为靶点，通过调整高中阶段学校的办学模式，成为助推中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之需。

受限于文化、理念等困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高中阶段陷入了难以融通的瓶颈化时期，掣肘了高中阶段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并引发了诸如“接受职业教育还是接受普通教育”“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还是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在内的一系列民生问题，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主张尚有较大差距。

一方面，文化与理念是高中阶段职普失衡的根源性力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文化思想，推动了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凌驾于职业教育之上的扭曲化教育发展局面，加之一定的制度累积因素形成了普通高中教育“优等化”、中等职业教育“次等化”的教育二元藩篱，致使“宁可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甘上最好的职业高中”成了民众接受高中教育的现实写照。

另一方面，与普通教育相比，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普遍存在着散漫化与空泛化的现象，此外，长期以来教育财政支出向普通教育倾斜的局面，使得当下中等职业教育低质发展成了亟待正视和应对的现实问题。为此，放眼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宏图，立足于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与中等教育的迫切性现实需求，亟须以发展综合高中为抓手推进高中阶段的职普融通，并以此为依托建立起人民满意的中等教育体系。

目前，困于“如何部署、怎么建设”的现实问题，综合高中更多的是一个被置于周旋于理念、价值与意义层面探讨的话题。为此，亟须以高中阶段教育组织和教育系统生态的要素重组为着力点，建构起以积极发展综合高中为手段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定位框架，从而为综合高中的有序布局和可持续发展确立行动理路。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必须摆正其在现有教育体制中的功能结构定位，以满足民众在高中阶段想上学、有学上、上好学的基本诉求，这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不仅要强调综合高中在育人角色上的“综合性”，更要凸显综合高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在高中教育结构体系中的同等地位。

首先，确保育人的综合性是综合高中办学过程中的根本依循。综合高中作为以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基本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为目标，兼具升学预备功能和就业准备功能的高中阶段办学模式，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高中阶段实现有效融通的教育产品，其在教育功能上实现了通识教育、技能教育、专业初级教育与就业教育的有效联结。进一步而言，综合高中作为联结义务教育阶段与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中枢机构”，同时肩负着为学生适应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活做准备的双重使命。与此同时，综合高中的双重育人使命不是割裂存在的，而是以共在体的价值形式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和全领域，这意味着综合高中在办学过程中要摒弃“应试教育”“技能培训”二选一的教育独断，转而更加关注内容提供的多样性与学生选择的自主性。

其次，综合高中的“综合”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以综合班的形式在同一所高中实现强行嫁接，毕竟分班不分校的综合高中只不过是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割裂从学校之间转嫁到了学校内部，并未戳中高中阶段职普分流其本质是“学校分流”的关键痛点，是一种短视的、表象化的“综合”之举措。换言之，综合高中不是同级类型高中的附庸与延伸，积极发展综合高中要从打破现有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二元对立的高中阶段学校结构体系出发，锚定更为果断的、更加协同的高中阶段学校体制结构变迁的发展追求，明确综合高中的主体性地位，助推高中阶段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综合高中形成“三元鼎立、地位平等、协同共存”的向善局面。

教育的区位布局是在空间思考下生成的攸关公平与效率的建设性问题，然而，在传统的空间观念中，教育问题的空间属性始终被遮蔽或与相对空间的存在事实相偏离，造成了“穷省办大教育”“人口大省缺教育”的教育窘境。换言之，教育发展的非均衡是现实存在的常态，规避教育资源地域分布的“平均主义”才是建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局面的理性抉择。综合高中的区域布局基于地域资源初始禀赋，受到区位条件的约束，诸如学生人数、学校数量、经济水平等区域特质是造就综合高中空间分布差异性的难以回避的现实因素。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要遵循“点-块”化分布的区域建设路线，谨防因综合高中的惰性分布建设而造成的教育资源浪费现象。

一是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要率先开展综合高中推广的试点工作。当下，发展综合高中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项目工程，其建设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单向度的依存关系，即综合高中的建设部署受到区域教育财政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发达的省市地区依靠丰厚的税收、富足的教育财政积累，相对具备了开展综合高中推广工作的条件。

二是中西部人口大省要积极推进综合高中的建设布局。中西部人口大省在全国相对趋同的职普分流比例下，却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的区域特质，促成了高中阶段更大人口规模的职普分流现象，造成了职普分流的地域性焦虑。为此，积极发展综合高中要将人口因素视为基础性动力，打造中西部人口大省综合高中建设数量的“增长极”。

三是综合高中的建设要更加倚重教育资源丰富的省市地区。综合高中并不是完全脱离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而单独存在的教育产物，其作为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一种学校类型，能够同时享受已有的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补给与援助。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依据其在高中学校数量、高中教师数量上的相对优势，能够为综合高中的转设开辟便捷化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来提倡教育多元治理，支持政治领导层通过明确的政策目标、政策内容以及其他部门之间相互协作，实现教育目标，解决不平等问题。综合高中作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推进高中阶段职普融通的关键之举，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程序秩序化的特征，这意味着推进综合高中高质量建设不仅取决于多元主体的社会性建构，也有赖于办学行动者的行动效益。基于此，积极推进综合高中要在秉持多元主体协同办学的价值导向下，契合综合高中建设刚起步的教育实情，形塑起“公立为主、民办为辅，财政支出为主、企业资助为辅”的办学理念。

一是地方政府要积极担负建设综合高中的主要职责。综合高中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大重要事项，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肩负着建设综合高中的主要职责，要求其发挥好“牵头人”的作用，在场地建设、师资供给、招生指导、教学管理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财政保障与监管指导。

二是行业群团组织要勇于承担综合高中建设的指导职责。综合高中兼具“人的技能化、职业化”的培养目标，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群团组织就教育内容的提供、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咨询与辅导等工作开展精细化指导，助推综合高中“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化建构。

三是相关市场部门要涌现出积极建设综合高中的满腔热忱。当下，仅靠政府的单方办学难以推进综合高中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作为委托人的政府更希望教育市场上的微观主体能够积极承担起建设综合高中的社会责任。而观望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办学历程，以房地产企业为主的私人部门曾承担起中国基础教育阶段民营教育投资与发展的“脊梁骨”，其通过“学区”与“学位房”捆绑式的办学路径，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源的稳定性，有望在此基础上拓展思路成为综合高中办学的重要主体。与此同时，综合高中的“职业性”规定了“校企合作”是其可持续性发展的皈依之所，要求政府部门积极探寻与一些怀揣教育情怀的大型企业共建“综合高中”的教育实践。譬如，宝钢、福耀玻璃集团等一线企业在中国教育投资上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这也为寻求综合高中的多元办学力量提供了主体线索。概言之，积极发展综合高中，要更加重视市场要素在教育投资上的关键角色，要积极探索政府与房地产公司、怀揣教育情怀的企业等市场化要素共建综合高中的办学路径。

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立足于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时代主题，实现综合高中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深厚的改革创新精神服务综合高中建设，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良性发展，通过坚持科学规划、尝试联合办学、推进课程建设、实施招生改革等举措铺设综合高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协同路径。

从政策导向看，发展综合高中旨在突破既有的高中阶段教育分流严峻的现实性问题，进而摆脱高中阶段职普对立的教育双轨制困境。积极发展综合高中不仅承担着重塑现有高中阶段二元鼎立教育格局的生态使命，还涉及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谁来转设”“怎么转设”的重大议题，因此，要遵循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的科学规划，谨防因综合高中体系建设不适当而造成的“教育反噬”。

一是加快完善综合高中部署与建设的政策制定。政策导向的教育变革是一种“激进式”的颠覆性变革，由高层推动并大规模执行，能够为综合高中的建设部署创设积极的政策环境。综合高中要真正成为民众接受的一种新的教育选择和教育供给，仅靠“口号式”的政策倡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行政策上的创新。这种政策创新不仅要明确政策拟解决的教育问题，体现现代教育治理思想，给予广泛的社会共识，还需要具备取得成效的实践探索与可执行的实践指南以带动现有高中教育体制的改革。换言之，各部门要通过研判综合高中的未来发展趋势，理顺综合高中各主体的内部利益关系，从而出台综合高中建设部署相关意见与指导的政策性文本，扎实做好综合高中推进高中阶段教育职普融通的顶层设计。除此之外，进一步完善综合高中的顶层设计还要考虑综合高中与高等教育阶段职普融通政策的衔接作用，以保障在综合高中阶段选择职业教育这类学生的升学“出口”。譬如，可以通过高等院校对综合高中定向招生的政策激励，开展职业本科面向综合高中职业教育一轨的自主招生，拓宽在综合高中选择职业教育类型学生的升学途径。

二是积极关注综合高中基层实践探索，形塑中国式综合高中办学方案。从现象学来看，高中阶段职普分流的焦虑点在于民众不愿意进入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学校类型，这也为推进综合高中建设与部署提供了基本思路。事实证明，将普通高中转设为综合高中的方案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的跨界性决定了由中等职业学校转设综合高中更有优势。秉持着资源优化的原则，综合高中的建设更多要依靠职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现有资源条件实现学校类型的转设。譬如，山东青岛电子学校在青岛市教育局的指导下，通过青岛二中的教育支援，开设了综合高中的试点工作，有效盘活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取得了一定的教育成效。

长期以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在办学上践行着校本管理的基本模式，形成了追求同质化办学，又充斥着竞争化色彩的教育治理格局。优质学校依靠校本管理的治理方式，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办学自主权，满足了自身发展需要，但更多的学校却由于教育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造成了校本管理模式下的学校发展的停滞不前。英国学者哈格里斯夫指出，“着眼于自我完善的学校系统及其战略联盟的机遇和挑战，要从学校联盟、教学合作等维度升级校级管理模式。”

综合高中作为一项“新鲜”的教育事物，在不具备完善体制结构的前提下，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必须跳出传统的封闭式校本管理模式的制度藩篱，转而更加积极地探寻集团化办学、大学与附属高中合作办学等要素集群化办学模式，借助教育资源的聚积优势，率先建设一批优质综合高中。一是综合高中的建设要充分利用名校高中的教育资源，实现集团化办学。更确切地说，是要通过“名校高中加新建综合高中”“名校高中加民办综合高中”等模式提高综合高中的办学水平和社会声誉。二是大学要积极参与综合高中的合作办学，依托“附属综合高中”的联结形式，推进综合高中办学的效益化。三是综合高中可以依托“学区”“社区”等地域资源，实现综合高中办学模式的“学区化转变”。综合高中办学要更加强调与社区属地关系的建立，借助街政社区及相关单位的支持，减少办学阻力。

课程是教育的灵魂与核心，综合高中作为实施综合化中等教育的场所，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升学教育的有机统一，其在课程建设上并不是“综合高中课程=普通高中课程+职业高中课程”的简单叠加，而是“普通课程”“职业课程”“生涯课程”相互融通与共生存在。加快推进我国综合高中课程高质量建设，不仅要重视课程内容建设的多样化，更要完善课程供给的配套机制。

一是充盈综合高中课程内容体系。丰富综合高中课程的供给，要坚持“现有可用、丰足源头、彰显特色”的基本原则。首先，盘活现有的课程资源体系是促进综合高中高效化办学的现实基础。综合高中向来不缺基础性课程，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一大批的优质课程资源，为综合高中的办学提供了课程基础。也就是说，综合高中的课程建设并不是无源之水，甄选已有的高中阶段课程资源，形塑适合综合高中学生特质的课程体系，才是确保其课程建设行稳致远的有效办法。其次，要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开展校企合作共建“新课程”的实践探索，确保适龄化、适时化的综合高中“新课程”不断涌现。最后，“生涯教育”是综合高中课程建设的重点领域。综合高中的特色化育人属性决定了其要从仅关注升学的“学涯指导”迈向关注学生成长的“生涯指导”，为此，将生涯教育课程融入教学的全过程才是永葆综合高中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内在动能。

二是推进综合高中课程配置机制的供给侧改革。完善的课程配套机制是确保综合高中高质量办学的关键，拼盘式的课程结构、分流分段的课程设置模式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也限制了综合高中的发展。日本综合高中在提供丰富课程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学生自主选择的系列课程和学校为升学所指定的必修课程组合式的“系列选择制”，解决了学生由于生涯规划不明确，无法合理选择科目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高考改革通过“3+1+2”的课程组合模式，不仅满足了学生自主选课的需求，还契合了大学专业课程前置的知识性需求，真正实现了“科目选择”与“专业选择”的有效衔接。这意味着，推进综合高中课程配置机制改革要给予学生相对自主的选择权，以确保学生“科目选择”与“职业规划”的适切性。由此，综合高中可以依托“通识必修课+生涯教育必修课+选修课程包”的选课机制助推学生选课的有序性和有效化。其中，所有学生在高一期间学习语数政等基础性的通识必修课与生涯教育必修课，而后从高二开始自主选择与“大学专业”或是“就业岗位”相对应的选修课程包，以此完成课程的自主化选择过程。

综合高中办学过程中的招生标准的设计一定要重视行为主体的选择，只有坚持招生标准与行为选择并重的协同原则，才能设计出可以达成预定目标的有效招生机制。换言之，各利益主体的多元价值诉求充分体现了综合高中招生标准的权变性，只有从汇聚多元价值诉求的“意愿之池”中凝聚重构综合高中招生制度的共识，从而生成集体性行动，才能彰显出综合高中招生制度的内生性活力，复归高中阶段职普融通的教育根本使命。

高中阶段职普分流折射出以中考为指挥棒的分流工具强制分流的制度刚性，中考文化课分数定夺学生去向的选拔机制成为高中阶段职普分流的社会焦虑原点，“分数门槛”阻滞着学生进入普通高中的升学步伐，催生了大量“想上学，却没学上”的嘈杂之声。为此，综合高中要跳出“分数刚性”的招生标准，重构以多样化群体升学期望为价值线索的“弹性分数”招生制度，扎实开拓综合高中的“入口端”，以“招生普惠”悦纳民众的基本教育需求。

一是划定综合高中入学“分数带”，保障学生的自主选择权。综合高中要规避“切线”定门槛的招生策略，实现传统的“线式”招生到“带式”招生的转变，即明确入学分数的上限和下限，赋予那些在“分数带”内的学生拥有更多选择普职类型和学校类别的自由，改变以往学生“被选择”的不利处境。

二是适度引入家庭的经济能力要素，拓宽学生入学机会。当前，在高中阶段职普分流过程中存在着一批分数不够槛，但经济条件允许，升学意愿又极度强烈的家庭。秉承着“谁受益，谁承当”的教育市场化原则，综合高中要根据“分数”层次制定梯级式学费标准，通过学费标准的差异化满足家长们爱子心切的升学“投资”需求。

三是要推出“分数+教育资助”捆绑式的“招生红利”，提高综合高中的生源吸引力。综合高中要建成高中教育阶段国家和社会助学支援的教育高地，对于在中考中表现特别出色的学生，积极抛递“教育资助”的橄榄枝，扩充综合高中的优质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