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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强国战略。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积极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培养效果和学术成果，“但是在筛选鉴别、教育培养、考试升学和质量评价等方面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办法，培养体系还不健全，社会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需要围绕关键问题凝聚共识，整理实践案例发现堵点，并确立优先事项形成行动路线，以推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的深入开展。

课题组在万方数据平台上围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英才教育”“超常教育”等主题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仅在2023年，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面的文章就有256篇。分析这些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两大特点。一是争论依旧但共识日渐达成。同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同一实践，在一些人看来是创新探索，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是歧路误区。但与此同时，关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核心问题“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如何选拔？”在争论中逐渐形成共识。二是面向世界但更注重本土实践。学者们梳理出美国、英国、以色列等教育强国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在国际比较中反思问题症结提供了广阔视域。有更多学者基于中科大、西交大少年班等教育实践进行多案例循证研究，基于36所高校“强基计划”文本进行机制研究，尤其是钟秉林项目组选取1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22所开展超常教育或创新教育的中小学，综合进行访谈研究、案例研究，这为我们系统总结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基本经验与主要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 

围绕关键问题，从趋近的观点中凝聚重要共识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如何选拔？”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绕不开的问题，这些问题放在国际语境中也是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究其根本便在对公共教育政策公平性与人成长规律性的不同认知上。解开这些难题，可以从四个关键问题的讨论入手。

“英才教育”可追溯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高智商孩子培养的重视。在西方国家，“英才教育”是为排在同龄人前1%到3%的天才儿童设置的特殊教育]，它以追求最大化地挖掘个体的潜能为目标，强调个人发展，在新自由主义优绩主义与能者多得的指导下，呈现出私事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培养特征。

“拔尖创新人才”及其培养在我国语境下被赋予更为深远的国家使命，旨在满足重大公共需求，呈现学科化、国家主导的特征。“拔尖”是一个比较概念，强调的是在整体提升的基础上的选拔。只有在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涌现出各领域的领军人才，“拔尖”是结果和目标，而不是实现方式，更不能采用层层筛选“选拔”的方式“掐尖”。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动态化系统化的过程，各学段虽有侧重，但各阶段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培养不足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不仅是环节缺失更是要素缺失。梳理发现，争议的焦点并不在“要不要培养”的价值判断上，更多指向“怎么培养”的实践误区。误区之一是将“智力超常”“成绩优异”的学生狭隘等同于创新人才。有研究表明，智商和创造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7，创新能力与学业成绩之间相关系数为0.22，都呈弱相关。误区之二是“层层选拔”和“集中培养”。“层层选拔”以更多学生作为“分母”陪跑遭淘汰被伤害为代价；“集中培养”使这些儿童过早脱离家人和同龄人的正常成长环境，其人格发展、人际交往、社会性发展、情绪情感满足等方面均受到影响，且“大鱼小池塘效应”也使他们的自我概念降低。

识别和选拔，作为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核心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为了更精准地进行这一工作，我们需要参考并借鉴国际上的“创新型人才”能力模型。这些模型各有特色，有的强调高智商的重要性，有的则注重多元智能的发展，还有的融入了非智力志趣因素，共同催生出众多关于创造力的系统理论。我国程黎等学者构建了拔尖创新人才“一核二径三特征”成长模型，陆一也提出了检验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效果的“两层面四要素”框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对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模式和必备素质，建构起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应该基于本土实践协同攻关、深入研究、早出成果。  

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在实践中存在重选轻育的现象，要纠正这一偏向，就需要明确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基本路径，即一方面提升全体学生的创新素养，另一方面要善于发现并积极培养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养；其次，要明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帮助学生找到激情所在，使其兴趣点、擅长点、意义点三者形成交集。

专家提出的以下几点具体建议值得关注。陆一指出，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并非意味着要搞教育特权或政策上的“翻烧饼”，而应融入整体教育体系，避免与大众教育隔离。确保每个人初始阶段获得优质教育，并在成长中自我认知、实现目标。杨清则进一步强调，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T型知识结构”，既要注重基础课程的普及，又要针对不同学生的兴趣和潜力提供专业精深、内容有深度和难度的课程，以促进其潜能的开发。成尚荣则提出，不应仅仅局限于知识、思维、能力和胆量的培养，更应注重整体人格层面的塑造，包括坚韧不拔的毅力、不懈努力的意志、包容的心态、虚怀若谷的美德，以培养出既具备扎实学识又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顶尖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应致力于构建普育与个性培养相结合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体系，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发展和出彩的机会，不仅让具有天赋潜力的人才得以施展抱负，也让所有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共同为我国的创新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整理实践案例，在现实情境中发现堵点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源远流长，从清朝末年的“幼童留学教育计划”，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儿童特长和才能的青少年宫，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的“少年班”、一些优质中学开办的“超常教育实验班”，然后到21世纪各省市积极探索的“翱翔计划”“雏鹰计划”等项目，以及政府主导探索的大中学合作等多种模式，已经积累了可供深入研究总结的本土经验。

基于钟秉林项目组的研究结论，本项目组从选拔对象、培养方式、升学通道等多角度细化分析，梳理出了“三类主体六种模式”（见表1），以客观呈现当前基础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实践概貌。

经过多方研究，结合现场走访，我们挑选出了五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不仅呈现了当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整体状况，也利于我们分析查找实践堵点。

①超常教育案例：北京八中少年班

北京八中少年班自1985年获北京市教育局批准，一直致力于超常儿童的早期培养。这一模式允许10岁左右的儿童在4-5年内完成小学至高中的课程，可在14-15岁参加高考，旨在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应其快速发展的教育环境，其独特的“加速式”和“充实式”结合的超常教育模式引起广泛关注。

②大中合作案例：“复旦-上中导师制计划”

上海中学与复旦大学的“复旦-上中导师制计划”呈现了高中教育的新样态，该计划提供了多领域学科讲座、跨学科微课程、学者导师面对面指导等多元化学习机会，激发了学生的学术兴趣和创新能力，帮助高中生在接触大学专业研究方向和了解未来发展趋势中规划生涯。

③北京“翱翔计划”案例：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

北京“翱翔计划”由市教委主导，联合学校、社会共同为高中生提供科研体验。政府设立科技创新学院并制定方案，学校建立基地并与高校合作，社会层面则有多方参与，形成多方互动的创新人才培养链条。

④区域推进案例：无锡工程教育模式

江苏无锡市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工程教育的指导意见》，在全市推广江苏省锡山高中多年实践形成的经验，该指导意见以培育“未来卓越工程师”核心素养为引领，明晰各学段工程教育目标定位和实施重点，旨在通过健全工程教育课程体系、优化工程教育学习环境以及提升专任教师能力素质，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打下坚实基础。无锡在全国率先出台由地方政府制定、区域推进工程教育的政策文件，积极探索面向全体、学段贯通、以推进工程教育为突破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路径。

⑤一贯制培养案例：香港培侨书院 

香港培侨书院作为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其“直升通道”机制消除了升学过程中的筛选与淘汰，为学生构建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学习环境，这一机制使学生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个人兴趣和潜能的发掘与培养中，从而为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卓越才能的拔尖创新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培侨书院将素养分解为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通过整合学习过程，促使他们不仅能够掌握扎实的学科知识，还能培养出色的实践能力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从而培育出一批批具备创新精神和卓越才能的拔尖创新人才。

分析上述六种模式和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无论是否经由有关部门批准，也不论是否真正指向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实践层面都长期、大面积地存在着这一教育行为。“X中模式”，可以说是中小学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常式”之一，我们之所以列出，就是期待政策设计者与研究者关注这种现状，关注政策的抗操纵性(Strategy-proofness)。如果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模式归根到底还是如唐江澎指出的“在一些学校，对所谓‘拔尖人才’的早期培养，不过是在所有做题的孩子中间挑一堆做题比较好的孩子，把他们提前选出来后，做更难的题，最后再通过考上名牌大学来证明‘拔尖’”，那么，“X中模式”将在新一轮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浪潮中竞相登场，“掐尖”现象将大面积回潮，多年努力形成的教育公平环境将重遭损害，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重又走向一刀切式取缔的周期循环。

走访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学校并非没有成功经验，也并非没有采用更优培养方案的认知与选择，之所以放不开手脚，还是因为绕不开中考、高考的门槛。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中的堵点，主要集中在机制保障和教育方法两大方面。

从机制保障方面看，由于缺少更为权威的评价标准，早期培养成效仍需要用考高分、录名校来显现，因此终端决定始端，高考、中考的考查科目与考试方式就直接决定了早期选拔的标准与方式。许多学校不约而同地选择用纸笔检测的方式选拔有数理学科特长的学生，强烈的动机、痴迷的爱好、持恒的意志这些拔尖创新人才必备的关键品质，在选拔时被严重轻视甚至忽视。目前的选拔只是在一群善做数理题目的孩子中挑选一些解题高手，那些未来可能精通国学文化、熟悉多国语言、长于艺术、优于运动、善于领导，在众多领域成为拔尖人才的苗子，受单一的数理特长评价限制，现在都还无法进入早期培养的甄选范围。

从教育方法上看，主要是高水平因材施教体系还不能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分类分层的丰富课程体系尚未建立，学生个性与特长成长就缺少适切的土壤；知识本位、教师本位的教学体系仍为主导，探索精神与创造能力的培养就受到限制；刷题为主的学习方式仍大行其道，面对真实情境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素养又如何培养？

总体说来，机制保障要靠制度创新，教育方法要靠专业改进，而打通堵点关键在制度创新。我们认为，有了创新机制的强力支撑，改进培养方法一定会活力迸发、精彩纷呈。

确立优先事项，形成体系化的行动路线

我们认为，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而言，讨论争论是正常而有益的，深入讨论是理性决策的前提，争论碰撞也常常让真理敞现；但不能仅陷于无休无止的坐而论道，更应起而前行，做有理想、负责任的行动主义者。有些问题无“唯一解”并不等于“无解”，可以用一些逐渐趋近的观点凝聚基本共识，推导“近似解”破解现实“堵点”，排定优先事项，明晰行动路线，尽早构建起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与护航探索的机制体系。

我们认为，当前的优先事项是研究并尽早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要从全局上明确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以及主要目标，并提出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方法，涵盖筛选鉴别、教育培养、升学考试和质量评价等关键环节以及配套支持体系。为确保上述《意见》顺利实施，我们建议以省为单位制定《关于加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工作的实施办法》，实行地域化的“考试评价单元”。“考试评价单元”为特定考试或评价活动提供一个自主设计和运作的框架。在此单元内，评价标准、方法、内容以及实施过程均可依据单元的独特性和需求进行灵活定制和调整。这一做法旨在有效应对教育资源、文化背景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从而规避全国统一评价方式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和不公现象。如每个省份在地域化的“高考评价单元”内构建符合本省实际的高考评价体系。这种多元化评价方案可能包括多种评价方式（如笔试、面试、实践操作等）、多个评价指标（如学科成绩、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等）。我国虽然实行统一高考，但各地考生处在不同“考试评价单元”中，不同“单元”之间没有竞争也没有公平诉求，我们提出这一概念，将有助于明晰直接推动与实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改革的责任主体。

①鼓励地方和学校探索创新课程

我国实行三级课程制度，地方、学校在忠实实施国家课程的过程中，应该立足学生实际，以“创生”为取向建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学校可大胆探索学程制，综合运用选课走班、小班化等方式，创造性地建立高质量的因材施教体系。保护每一个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敏锐发现学生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寻觅并识别不同的“材”。从扬长教育走向优才教育，从显能开发走向潜能开发。“让普通的不普通，让优秀的更优秀。”

②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学先修课程体系

分析现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可以看到，高中三年学生可以获得至少185个学分，其中必修课程88学分，选择性必修42学分，这样算下来，学校可以自主开发的课程空间有55学分。这个巨大的课程空间常常被学校用来“三年课程两年学，一年复习迎高考”，对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这是巨大的浪费。事实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顶尖学府，都针对其试点高中推出了大学先修课程计划，南京大学还针对试点学校推出了大学学分认定制度。我们建议尽快建立高中阶段大学先修课程体系，借助智能化教育平台，开发顶尖学者、著名教授在线课程，为面广量大的基层高中提供高质量的课程载体与现实可行的路径通道。 

③以“强基计划”考试方式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评价体系

在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与评价体系中，“强基计划”考试与录取方式改革，是具有率先突破可能性与整体推进探索性的至关重要的先手棋。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围绕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构建并细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整体框架和实施方案，为“强基计划”选拔具备发展潜力和创新精神的学生提供改革依据。在“强基计划”的考试方式改进上，工科高校应率先研究发布工程素养评价标准，探索动手实践能力的评价方式，将选拔方式从现在的“纸笔+面试”方式扩展为“纸笔+实践考查+面试”方式，选拔出真正具备制作制造、创新创意素养的未来卓越工程师。与此同时，开通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先修课程”考试，允许“双一流”高校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专业需求，自主设定科目要求和分数权重。拔尖创新人才选拔逐渐从简单的总分相加的“全科优秀”模式,走向体现特长、突出单科的“总分优良+单科卓越”模式录取，如可以制定数学、语文等单科高分加权赋分录取方案。在这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框架下，高中学校可依据整体框架制定具体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方案，建立起更加科学、全面、立体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

④实施“苗圃计划”“萌芽计划”，构建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体系

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进“苗圃计划”，面向全体学生、激励发掘潜能。该计划科学教育与人文素养的并重，通过出台《加强中小学工程技术教育指南》，整体推进科学教育，强化学生科学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以经典阅读为抓手整体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以艺术体验为载体培育学生想象力，推进“体悟式”学习改变学习方式，充分挖掘课后服务和社会育人资源，拓展教育空间，创设创新人才培育的沃土。在高中教育阶段全面实施“萌芽计划”。鼓励每个省份成立省级“少年科学院”，面向全省高一学生选拔入院，建立高校、科研机构、高新企业以及有关社会机构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实行日常分散指导和寒暑假集中培养，学籍不变，学生研究成果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的重要依据。

⑤试点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畅通十二年贯通培养体系

学制改革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它不仅关乎教育内部的多个关键环节，如课程设置、课程标准、教材编制、师资队伍建设、校舍建设以及学校布局等，更与人口变化、财政投入、产业结构、就业压力及法律法规修订等外部因素紧密相连。因此，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需要充分论证，也要走严格的法律程序。我们呼吁应尽早明确时间节点，并且建议鼓励地市一级在地域化“中考评价单元”内探索取消中考，并试点建立一批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为缓解当前小学和初中教育阶段广泛存在的教育焦虑和应试压力及探索拔尖创新人才一贯制培养体系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深刻影响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和方向。这不仅是一项关乎国家兴衰与民族未来的崇高事业，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我们应怀揣远大理想，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引领，勇于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与活力，让每一个怀揣梦想的青少年在肥沃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共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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