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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领导力的研究最早源自美国企业管理领域，早期学者侧重于从“领导者”的个体层面界定这一概念。随着“领导团队”概念的出现，国内外学者逐渐开始关注组织或团队视角下的领导力内涵，主要形成了“能力说”“过程说”“合力说”等不同定义。“校长领导力”是“领导力”的下位概念，学界一般基于对“校长”这一角色定位的理解，采取“能力说”的界定方式来定义这一概念，认为“校长领导力”指的是校长能良好影响师生以实现学校目标的能力，或是校长动员学校成员在学校发展目标下持续奋斗的能力。也有少数研究采取领导力的“合力说”和“过程说”，将“校长领导力”界定为在学校场景中，校长通过影响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以及与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以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过程。在这一合力过程中，既需要校长具备决策力、执行力、沟通力等一般领导能力，又需要校长具备与学校这一特定工作领域相关的课程领导力、教学领导力等特殊领导能力。

可见，“合力说”与“过程说”实质还是以“能力说”为主要内容和基础的，所以本文将主要采取“能力说”来界定和阐释中小学校长因时代发展而需要具备的“数字领导力”这种新的校长领导力的内涵。

这也就表明“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又是“校长领导力”的下位概念，同时其产生是当前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这使其与“信息化领导力”等因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信息化时代而发展出的领导力概念也有直接的联系。“信息化领导力”，也被翻译为“电子领导力”，聚焦于信息技术环境对领导者提出的新要求。国外学者阿沃力奥和卡哈伊将领导者与信息技术互动的能力称为“E-leadership”，表现为一个领导者以先进信息技术为中介影响社会的过程，它能使个体、团队或组织的思维、行为和绩效等发生改变；贝克认为“E-leadership”是指领导者通过整合自身管理能力和技术素养，以推动自身快速掌握和有效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我国学者霍国庆等人将“信息化领导力”定义为在信息技术条件下，领导者通过有效影响被领导者和利益相关者，以共同实现组织信息化建设目标的综合能力；孙祯祥等人认为“信息化领导力”是在信息技术条件下，领导者依托信息技术深度影响组织成员并带领其共同实现信息化建设目标的能力。从国内外学者的界定可以看出，“信息化领导力”仍然是一种领导力，所以相关学者都采取的是领导力的“能力说”来定义“信息化领导力”。

同时也可以看出，学者们都强调这种“信息化领导力”主要是用来应对信息化时代对组织和个人提出的新挑战的，所以都以实现组织的信息化建设目标和包括领导者在内的个人对信息技术的掌握为这种“信息化领导力”的直接目的，忽略了实现组织信息化建设目标和个人对信息技术的掌握应是为了实现组织和个人更好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这种“重手段轻目的”的弊端在随数字时代取代信息化时代而出现的“数字领导力”概念中有所克服，不过仍然显示了“信息化领导力”作为过渡概念对“数字领导力”概念的深远影响，这是本文力图予以澄清和突破的。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演变为数字技术，包括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和数字治理等新理念推动领导活动变革，要求领导者能够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组织运行效能，由此学界在“信息化领导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领导力”的概念。

国外学者伊尔·塞娃依将“数字领导力”界定为领导者为使企业及其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化战略取得成功而作出正确预测的能力；万·瓦特认为“数字领导力”是领导者正确认识并识别数字环境变化，将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有效整合以提升组织绩效的能力。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对“数字领导力”展开了研究，如门理想将“数字领导力”界定为领导者在数字时代运用数字技术手段促使个体、团体或组织在态度、情感和绩效等方面发生变化的能力；杜孝珍等人认为“数字领导力”指领导者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组合，引起自身及下属思维方式和行为结果的转变，进而推进组织数字化变革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

可见，国内外学者仍然主要从“能力说”的角度定义“数字领导力”。它与“信息化领导力”的主要区别表现在以下方面：“信息化领导力”一般侧重于领导者运用信息技术发挥中介作用，而“数字领导力”则要求领导者感知数字环境的变化，并培养自身与组织员工的数字思维能力；“信息化领导力”适用于领导者在信息化工作领域的技术运用，而“数字领导力”适用于数字治理领域，要求领导者主动适应并推动组织形态、结构和功能等全方位、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所以，“数字领导力”必然以“数字素养”为基础，但又高于“数字素养”。所谓“数字素养”是指人们了解、掌握并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具体包括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等四方面。

“数字领导力”则要求领导者不仅应具备数字素养，而且要具备利用数字技术引领组织成员，实现组织数字转型和发展目标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定义为：我国中小学校长在具备基本数字素养的基础上，感知教育数字环境变化并制订学校数字发展愿景，综合运用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引领教职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结果，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实现校园数字化建设目标与学校高质量发展目的的能力。

具体来说，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中小学校长应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展现这种“数字领导力”：一是在全校教职工、学生、家长等相关利益者的数字素养形成与发展上发挥示范、引领的作用；二是在善用数字技术实现学校数字化转型、实现校园数字化建设目标上发挥规划统筹及推进落实的作用；三是在通过建成数字化学校实现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师生身心健康和谐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上发挥坚定的掌舵领航者和全面的协调组织者的作用。

如此，中小学校长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今数字时代对教育的挑战而需要具备“数字领导力”，更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挑战所蕴含的教育发展机会，始终把数字化转型与学校必须坚守和实现的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联系起来，使数字技术始终处于为师生健康全面发展服务的状态。这表明，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是当今中小学校长应具备的“数字领导力”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正是这一核心价值追求使它区别于其他领域领导者应当具备的“数字领导力”。

所以，笔者接下来将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追求，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建构“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能力要素模型，这不仅是对前面“信息化领导力”重手段轻目的之弊端的澄清与突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本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

在具体建构过程中，借鉴瑞格露丝的模型构建方法，依照“模型假设—模型初拟—模型校正与完善”的步骤，我们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校长领导力、数字领导力和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研究，归纳了各学者对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要素分析，然后围绕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核心价值追求，形成了一个包含各种能力要素的初步要素模型。其次，以此初步模型为基础，通过头脑风暴法和专家评分法对其所包含的能力要素进行数量与内涵上的修订和完善。最后，结合中小学的现实情况，运用德尔菲法向中小学校长和相关领域专家征求意见建议，对各能力要素进行取舍和创新，由此确定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模型。

第一，基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就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而言，其普遍性在于校长数字领导力是校长领导力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和提升，应继承校长领导力对校长履行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其特殊性在于数字领导力是数字时代对中小学校长提出的新要求，不仅需要校长具有一般的领导素养，而且与校长的数字素养、数字运用能力、数字变革能力等密切相关。因此，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模型要素应当是校长领导力的一般维度和数字领导力的特殊要求的结合，并要突出和坚持其“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的核心价值追求。

第二，基于现有文献，我们运用词频分析法，以2023年12月前知网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为样本，对其关键词和摘要内容进行初步加工和分类，抽取出各学者提出的关于校长领导力、数字领导力和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要素。经词频统计，提取的关键词包括战略、沟通、学习、变革、技术、知识等，然后围绕其核心价值追求做进一步的提炼与整合，初步形成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模型要素，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阶段的实证研究。

第一，头脑风暴法。首先组建课题组，设置组内组织架构；其次，全员进行文献研读，然后按照“前期准备—交流研讨—评估质疑—独立推断—筛选决策”的顺序进行思想碰撞，并形成交流结果；最后，根据头脑风暴法的结果将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要素初步确定为10个方面，包括数字沟通协调能力、数字化组织变革能力、数字战略引领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知识学习能力、数字文化建设能力、数字变革评价能力、数字安全保障能力、数字环境认知能力和教学领导能力。

第二，专家评分法。专家评分法是将定性描述的问题转化为可以定量分析的问题的方法，其基本步骤为：将所要评价的对象进行分类，设计出评价对象的评价标准，专家根据经验打分评价，汇总统计分析。我们把选定的10种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要素发给10名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由每位专家从这10种能力中根据重要程度选出其认为最重要的3种能力。统计结果显示，专家比较认同的能力包括以下8种：数字沟通协调能力、数字化组织变革能力、数字战略引领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知识学习能力、数字文化建设能力、数字变革评价能力、数字环境认知能力。

为确保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要素模型的客观有效性，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向5名校长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征求修改建议。最终，确定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模型包括以下6种能力要素：数字战略引领能力、数字变革推动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沟通协调能力、数字学习发展能力和数字文化建设能力。

为保障指标体系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我国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实际水平和实践路径，本文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可操作性、动态性、完备性和层次性的设计原则，构建了包含评估维度、基本指标和具体指标的我国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首先，数字战略引领能力、数字变革推动能力、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数字沟通协调能力、数字学习发展能力和数字文化建设能力等作为本研究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其次，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研究校长领导力、数字领导力等形成的专业标准、构成观点和结构模型的同时，根据专家建议、中小学校长的维度评价和意见建议，对6个一级指标进行分解形成15个二级指标。最后，结合中小学校长工作实际设置、调整和完善二级指标的具体指标和测量问项24个。最终形成本研究的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初始测量指标体系。

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经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我们最终得到了由6个能力要素构成的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模型。这6种能力是密切联系、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其中，数字战略引领能力是核心，决定了校长能否坚定不移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家长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克服各种困难与条件限制，实现学校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数字变革推动能力是关键，决定了校长能否把学校数字化发展战略与行动计划落到实处，产生实际的校园数字化变革与高质量发展成果；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是中介，是校长带领师生和家长等相关利益主体创设校园数字环境、建设校园数字文化、实现数字沟通协调的主要手段；数字沟通协调能力是保障，为自上而下的任务传达和自下而上的沟通协作提供保证；数字学习发展能力是动力，为校长带领师生和家长等主体实现学校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内力支持；数字文化建设能力是基石，由于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校长带领师生与家长等主体在全校形成乐用、善用和慎用数字技术的组织氛围与批判性反思精神，所以校长还需要具备数字文化建设能力。本文将依次从其对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的影响阐释这6种能力要素的具体内涵。

数字战略引领能力之所以被放在首位，是因为校长的战略引领在推进和实现学校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可以说没有校长的战略引领就不可能有学校的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首先，从组织层面来说，组织战略是组织为适应环境变化，对全局性和纲领性目标所进行的谋划和决策。学校的“数字战略”即作为领导者的校长在感知数字环境变化的前提下，为适应数字时代对教育的挑战，在带领和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展开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对学校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所作的全局性、长远性谋划。学校数字战略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直接决定着数字技术在学校数字化变革中作用的发挥及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成败。在此过程中，校长表现出来的能力即其数字战略引领能力，它要求校长成为数字化环境下的领导者，能够以数字化思维和战略思维引领组织成员展开广泛的讨论，并对如何在数字化环境下实现学校的更好发展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战略规划。

其次，从个体层面来说，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要求中小学校长具备敏捷灵活的思维能力与环境适应能力，能够在灵活多变的数字环境中纵观全局，以创新、系统的眼光，引领组织成员前瞻性地规划数字赋能学校教育创新发展愿景，制订学校数字发展规划。为此，中小学校长要能宏观把握国家数字环境的变化及动向，对国家数字技术相关政策保持高度敏感，能够基本了解数字技术特别是教育领域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与应用，在此基础上科学评估学校教育数字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带领大家根据学校实际共同制订涉及学校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资源配置、数字化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学校数字发展战略目标或愿景规划。在此过程中，校长需要用自己的数字化思维和战略思维去积极地影响全校师生员工和家长等其他主体，促使他们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形成新的数字化思维方式，能够与校长一起谋划学校的数字化战略目标，从而保证学校的数字化战略目标得到全校师生和家长等其他主体的共同肯定与认同。

变革推动能力是变革领导理论下对领导者发挥领导效能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领导者自身要具有变革的意识和思维；二是在实践中领导者应切实推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组织环境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数字时代背景又为领导者的这一变革推动能力赋予了新的含义。所谓“数字变革推动能力”即要求领导者具有充分发挥数字技术潜在价值，通过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提高组织管理效率、改进组织工作模式、提升组织生产力的能力。同时，具备数字变革推动能力的领导者不仅能够主动发起所在组织关于组织结构、价值流程、组织文化和组织环境等方面的变革，而且能够激励被领导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并参与到变革进程中，使数字技术能够快速地应用于组织，并直接为组织创造更大或更多的价值。可见，这种数字变革能力也需要领导者能够在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发挥其影响作用。

结合变革领导理论，中小学校长数字变革推动能力要求中小学校长：一是在组织层面，要高度重视数字人才和数字团队的培养，以人才体系为支撑，以变革制度为保障，以结构调整为框架，带领全校师生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扎实推进学校数字战略规划的落实，逐步实现学校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保证学校教育质量稳步上台阶；二是在组织层面，要善于引入和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校园基础设施、教学方式等数字环境的变革，以数字化方式建立全新的工作形式和工作环境，为学校数字战略规划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三是在个人层面，要明确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最难的变革是全校师生员工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转变，中小学校长对此应有长久攻坚、持续影响的充分准备，应善于通过定期评估和不断巩固变革过程与成果的方式，引导全校师生和家长等相关主体清楚地感知和持续地感受到学校数字化变革带来的发展效益，积极地参与学校数字化变革。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即要求领导者善用数字技术，使数字技术在组织建设过程中能够真正发挥其效能。在此，领导者需要坚持的正确观念是技术为实现目的采取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领导者的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由此首先强调的是领导者要具有获取、鉴别和整合数字资源的能力，以保证数字技术服务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为此，领导者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获取数字资源时，领导者要具有鉴别意识，能够在海量的数字资源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能够将适用于组织发展的数字资源整合起来，以实现数字技术为组织发展服务的目的；二是在使用数字技术时，要求领导者既会用数字技术，又能够善用数字技术，而非为了“炫技”盲目使用数字技术，以实现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安全应用和科学应用。

对于中小学校长而言，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不仅是其自身具有的基本数字素养的直接体现，而且是其数字领导力的重要构成要素，这决定了其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从组织层面而言，中小学校长应能够在识别和获取适宜的数据资源的基础上，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学校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如教育教学、日常管理和统筹规划等，支持学校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各种科学决策，帮助学校防范并有效化解学校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其次，从个人层面而言，中小学校长应能有效利用各种适宜的数字技术，提高自身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效率，同时应能亲自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应用数字技术，以帮助师生和家长学习与理解数字技术，由此中小学校长不仅是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也是实现数字技术应用的具体实践者。

沟通协调能力是指领导者为完成组织目标而利用个人影响力，在组织活动中采取沟通协调的手段，通过协商、调节和调整等方式建立起组织内部各要素、各环节之间以及该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良好联系，使组织内部各环节、各要素之间，以及组织与外部之间实现协调配合或合作共进的关系，从而使组织发挥出最大的整体效能，高效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数字时代要求领导者利用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建立起组织内部或本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由此也就产生了对领导者应具有数字沟通协调能力的要求。

中小学校长的数字沟通协调能力即指校长运用数字技术、平台和方式建立校内外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的能力，包括学校与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沟通，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学校与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合作，学校与其他学校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等。

具体而言，中小学校长的数字沟通协调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组织内部而言，中小学校长应善于运用数字技术，在师生及家长之间形成角色共鸣，能够有效地获取师生和家长的支持，从而不仅有利于学校内外冲突的解决，而且能够增强校长和学校的影响力；二是从组织外部而言，中小学校长应意识到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对促进学校变革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应能有效运用数字技术，准确、及时地捕捉外部的潜在合作交流机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持交流或建立合作关系。

在此过程中，中小学校长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有必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传播，避免因信息失真而增加工作难度；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完全摒弃线下沟通方式，针对部分问题有必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形成良好的沟通或合作关系。

领导者的学习发展能力是领导者发挥领导效能的内在动力，指领导者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多种手段获取知识，并将知识学习成果创造性地运用于组织实践中的能力。学习发展能力要求领导者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因为“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行为，并指向一定目标的内部状态”，只有在领导者具有强烈的学习动机的条件下，领导者才会激励自我不断学习，并促进自我和所在组织的发展。

领导者的数字学习发展能力即指数字时代领导者利用多种数字工具和形式，推动自我和组织成员共同学习包括数字知识在内的多种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知识，并将学习到的知识用于推进组织数字变革的能力，这一方面是领导者在数字时代发挥个人领导效能的必然需要，另一方面是领导者提高组织成员专业素养，以保证组织适应数字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

就中小学校长而言，数字学习发展能力是指中小学校长为实现学校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创新学习形式和健全学习机制，实现自我主动学习并带动全体教师共同学习的能力。它一方面可以提升校长个人的数字领导力，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从而保证作为社会组织的学校能够适应数字时代对教育的挑战，并在数字化环境下主动谋划和实现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中小学校长可以基于数字技术组建学习共同体，推动本人以及他人具备使用数字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其次，中小学校长要推动组织成员在学习过程中形成问题意识和数字化思维，并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教育教学难题，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最后，中小学校长要鼓励和支持组织成员将数字学习成果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推动个体层面的自我发展和组织层面的数字变革。此外，在数字化环境下，由于学习空间的泛化、学习资源的多样化和学习内容的多元化，中小学校长还要注意平衡自身在组织成员数字学习过程中的影响力与各主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作为数字领导力构成要素的数字学习发展能力对中小学校长的特殊要求。

组织文化会影响组织成员对知识及学习的认知和态度，是促进组织变革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因要求领导者能以制度的形式固化组织变革成果，以宣传的手段推广组织变革成效。在数字时代，这种文化建设能力即领导者应当具备的数字文化建设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度化数字变革成果的能力，即能够通过制度的形式确认组织的数字变革成果，从而不仅有助于规范组织成员的思维和行为，而且有利于优化工作流程，提高组织运行效率；二是营造组织数字文化氛围的能力，以持续推动组织的数字变革；三是宣传组织数字变革成果的能力，宣传和推广手段的合理运用有利于凝聚人心，使组织成员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推动组织数字化建设和变革。

中小学校长应当具备的数字文化建设能力与上述一般领导者应当具备的数字文化建设能力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来自学校这种特定组织的特殊要求。就相同之处来说，中小学校长的数字文化建设能力具体表现在校园数字文化氛围的引导和营造、校园数字化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校园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文化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其中，校园数字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引导是数字文化建设能力的外在体现，校园数字化建设成果的宣传推广是数字文化建设能力的主要途径，校园数字化建设过程中文化体系的完善是数字文化建设能力的内在要求。就不同之处而言，学校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实现其立德树人的育人功能，而数字技术和平台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为学校教育服务的，面对大量涌现的数字技术与平台，中小学校长在引领校园数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就要具有一种不同于一般领导者的数字文化建设能力，那就是要善于带领和引导全体师生与家长等主体，对所使用的数字技术和平台本身的价值取向与功能作用做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不能盲目地追崇新技术和新形式，而要始终坚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学校立德树人的基本功能，以实现数字技术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为核心价值追求，营造不仅会用、乐用而且善用、慎用数字技术的学校文化氛围，以支持全校师生和家长等主体正确选择和使用数字技术与平台，实现自身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总之，数字领导力不仅是数字时代对中小学校长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中小学校长主动感知时代变化和适应数字时代要求，促使自身在学习和运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带领学校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能力，其所包括的6种能力要素均是为了保证中小学校长能够在学校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中切实发挥领导作用，让校长不仅能够在全体师生与家长等主体的数字素养培养与发展中发挥模范带头与引领促进作用，而且能够在运用数字技术和资源实现校园数字化建设目标上发挥统筹规划和组织推进的作用，在确保数字化建设始终为学校立德树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上真正发挥掌舵人的作用，符合我国当前中小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与职责要求。因此，这一能力要素模型应可以为设计和实施符合我国中小学实际的校长数字领导力培训课程与评价方案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从而助力我国中小学校长数字领导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