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步伐”。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当前，中国正昂首阔步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中国教育规模之庞大、实践之丰富、变革之剧烈，为世界教育史所罕见。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式发展，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蓝图绘就到“双减”政策的实施，一系列深刻的教育实践创造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形成了复杂的“中国问题”。然而，与中国教育的巨大体量和快速演进相比，教育学理论供给未能同步，知识体系尚难以科学有效地解释、指导和引领复杂的教育实践，实践的成效斐然与理论阐释的相对乏力之间形成了鲜明张力。

面对这种张力，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给予了持续关注。有学者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本身进行了科学界定，认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从知识层面概括和提炼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对中国教育领域观念、概念、命题等进行诠释和解答而生成的”具有结构化、层次化的知识系统，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治理体系构成，并对建构历程、成就和反思做了深入阐述。更多学者聚焦当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建构路径进行研究，提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体现为“学科性、中国性、自主性”，要遵循“自主逻辑、知识逻辑与体系逻辑”，既要进行“深刻的方法论创新”，也有赖于“学科范畴的厘清”，既要依据“中国创造的自主概念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知识体系”，又要以“具有应答度、标识度和引领度的中国教育学概念体系”彰显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并提出了实现教育学原创性知识生产、提炼一般性教育知识等具体路径。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从历史脉络的梳理和现实需求的研判中提炼和界定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特内涵，明确其“是什么”和“为何独特”，解析其内部结构，阐明其“如何组成”，推演并论证其应然的多元功能，说明其“有何用处”，即对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整体性、全景式和具有建构意义的理论阐释，以逻辑自洽、层层递进的论证闭环实现从批判反思到体系构建的跨越。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文化自觉、实践自觉与价值自觉的过程。要理解其独特品格与发展逻辑，首先要深入剖析其内在的规定性，即其核心内涵。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融文化性、实践性、价值性于一体的有机整体。

①对传统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悠久、最连续的教育传统与教育思想。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不仅是一套关于“如何教”的技术性知识，更是一套关于“为何教”“成为何人”的整全性哲学体系，其核心是立德树人与成人成己的统一。

儒家教育思想的浸润。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教育智慧构成了中国教育学最厚重的文化底色。“有教无类”体现了朴素而深刻的教育公平理念，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为当代推进教育普惠、促进机会公平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合法性；“因材施教”揭示了教育必须尊重个体差异性的基本规律，与现代个性化教育、多元智能理论等遥相呼应，却比之更早地洞察了教育的本质；“教学相长”深刻阐述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教育过程并非单向灌输，而是师生主体间共同成长、相互激发的交往活动，为构建民主、平等、对话的现代师生关系提供了古老而常新的智慧；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序列的教育目标，将个人德性的养成与社会责任的担当紧密结合起来，塑造了中国教育“家国情怀”与“经世致用”的鲜明特质。

道家及其他流派教育思想的融会。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强调尊重人的自然天性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反对过度的人为干预和强制性塑造，对于反思当今教育中的“过度开发”“拔苗助长”等现象，倡导“顺应天性、启蒙天性、成就天性”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具有重要的警示与启示意义。墨家的“兼爱”“非攻”与重视科学技术教育的思想，法家“以法为教”的制度化理念等，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中国教育学的思想渊源。

②文化内涵的双重面向：民族性与世界性

强调文化内涵，并非走向封闭的文化排他主义。恰恰相反，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脉越深，枝叶才愈茂，愈能与世界进行平等、深度对话。

对内而言，文化内涵是形成文化认同与教育自信的基石，使中国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文化坐标，不再盲目地用“他者”的尺子来丈量自己的实践。当我们讨论“好教育”“好教学”“好学生”时，其评判标准蕴含着中华文化特有的价值偏好，如对集体主义的看重、对师道尊严的强调、对勤勉力学的推崇等。对外而言，文化内涵是参与全球教育对话的独特身份标识。在全球教育论坛上，一个缺乏自身文化特色的知识体系是无法被世界“看见”和“听见”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中庸之道”“整体思维”等系统智慧，超越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为解决全球共同的教育难题提供了动态平衡与整体关联的中国方案。这是中国教育学对丰富世界教育知识宝库所能作出的独特贡献。

①中国教育实践的理性展现

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与改革实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扫盲运动，到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建设对高等教育的战略性引领；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宏伟蓝图绘制；再到近年来深刻影响基础教育生态的“双减”政策落地……这些大规模、持续性的教育实践中蕴含的成功经验、遭遇的复杂难题、走过的曲折道路，都是生成原创性理论、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绝佳素材。譬如，独具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概念，就是在回应“应试教育”弊端这一中国特定实践问题的过程中被提出并不断丰富的，“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大多将素质教育理解为一种与‘应试教育’相对的教育模式”。

中观层面的区域探索与学校变革。诸如上海等省份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连续夺冠引发的全球关注与本土反思、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北京十一学校的“选课走班制”改革、众多地区推动的“集团化办学”与“教育共同体”实践等，如此丰富多彩、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探索，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大量鲜活的本土案例和实践模型，亟待从学理上进行提炼、总结和升华，成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微观层面的课堂教学与师生互动。中国课堂独特的“大班额教学”情境下，教师如何实现有效的课堂管理，如何进行高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双基”训练，如何运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式讲授等，实践中形成的各式特色“教学法”，本身就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理论宝库。

②“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上升路径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内涵，决定了其知识生产的逻辑必须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路径。真正的教育学问题，不是从书本中推导出来的，而是在火热的教育实践中“生长”出来的。研究者基于对现实的真切关怀，敏锐地捕捉和界定中国教育真问题、真痛点；对分散的、感性的、个性化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收集、理性加工和抽象概括，将其上升为可重复、可检验、可传播的规律性认识和模式化策略，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提升；积淀形成的理论、策略或模式，再次放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修正和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

①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遵循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是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价值遵循，决定了教育的本质追求是“育人”而非“制器”。知识体系的重心必须从单纯追求知识传递的效率和技术，转向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德性成长和精神世界的丰富。它要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德”之内涵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既涵盖个人品德，更强调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公德与职业道德，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导向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

②“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教育领域具体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这构成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核心价值内涵。知识体系的构建导向必须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迫切期盼，这意味着，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惠民等成为重要研究议题。关注如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如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如何保障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利等，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义不容辞的价值使命。在关注个体发展的同时，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关注区域协调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等民生福祉，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逻辑严密、结构清晰，是由内核层、中间层和外围层组成的多元共生、多向互动、动态生成的有机整体。圈层结构遵循理论生成、学科发展、实践落地的教育知识演化规律，依据教育活动从抽象思辨到具体实操的逻辑梯度排布，既保持各圈层知识的独立属性，又依靠持续的互动交融推动整个知识体系不断迭代更新，形成内生发展动力。

内核层是学科存在的基石，为整个知识体系提供终极解释框架、价值坐标和合法性依据，决定了知识体系的根本性质与发展方向，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思辨性、稳定性和导向性。

①学科自我反思与哲学奠基的元理论

学科知识“建构起元理论体系才能体现其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它不直接解释具体的教育现象，而是对教育学知识本身进行批判性反思与前提性追问，探讨教育的本质、起源、目的及其在人成为“人”的过程中的根本作用。中国教育学在中西哲学对话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形成了关于教育本质的中国化阐释。譬如，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行深度的哲学论证，阐明“德”之内涵、“树”之过程与“人”之理想形象。

元理论追问“我们如何认识教育现象”，探讨教育研究范式、知识生产的逻辑以及研究方法的合法性。中国教育学倡导方法论多元主义，并探索契合中国教育实践复杂性的“中国式研究路径”，如强调整体思维、经验直觉与实证数据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等，力求让研究方法适配本土教育问题的特质，保障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与适配性。元理论为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提供评判尺度和方向指引，譬如，明确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确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中“六力”（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内涵等。

②涵盖核心范畴与普遍原理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是元理论在学科内部的初步具体化形态，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核心范畴与普遍原理构成，旨在阐释教育领域中的一般规律。核心范畴是一套逻辑自洽、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概念系统，其中既包括对教育、教学、学习、课程、评价、师生关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进行中国化界定与阐释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剥离其单一的语境含义，注入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实践的新理解；也包括素质教育、教育扶贫、课程思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统编教材、教育家精神等独具中国教育学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普遍原理是提炼反映教育活动基本规律的理论命题，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具体进程中不断被检验、修正与丰富。譬如，教育受制于并反作用于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教育必须遵循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同时强调教育在促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因材施教”的实践原则；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中国传统教学智慧，形成强调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统一的教学过程理论等。

中间层是内核层理论向各个具体教育领域辐射、延伸与具体化的结果，构成了知识体系的主体部分，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对上接受内核层的指导，对下整合外围层的实践经验，横向则通过学科交叉不断开拓新的知识疆域，具有专门性、连接性、交叉性和融合性。

①教育实践领域纵向深化的分支学科群知识

“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存在，每一分支学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现着自身唯一性与独特性”，它们对内核的基本理论进行细化、补充和修正，以应对特定领域的复杂性问题。按教育阶段可分为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成人教育学、老年教育学等；按教育内容与实施形式，可分为课程论、教学论、德育论、教育评价学、教育管理学等。每一分支深入研究该特定阶段或领域的独特规律、发展任务与教育模式。譬如，中国“双减”政策下的基础教育变革，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同学段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如何管理等，为相应分支学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生长点。

②对教育问题域横向融合的交叉学科群知识

交叉学科是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融合而形成的新型问题域，反映了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要求多学科视角的协同攻关。交叉学科不仅扩大知识视域，也催生新概念与新方法。譬如，教育社会学研究教育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的相互关系。在中国语境下，对“学区房”“高考改革与社会公平”“乡村教育振兴”等问题的研究，极大丰富了该学科的内涵。教育经济学研究教育投资、成本效益、人力资本贡献等。对中国教育投入产出效率、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国家宏观教育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教育心理学研究学习心理、发展心理、教学心理等，在吸收国外理论的同时，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学生学习特点、教师心理特征的本土化研究。教育神经科学（揭示学习的脑机制）、教育人工智能（研究智能技术赋能教育）、教育生态学（从系统观审视教育环境）等新兴交叉领域代表了未来教育研究的前沿方向。

中间层的存在，使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能够既保持专业深度，又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及时回应教育内外部日益复杂的挑战。

外围层是知识体系与丰富多彩、瞬息万变的教育实践直接交汇的“界面”，主要由实践性知识和教育技术知识构成，是理论转化为现实教育生产力的关键纽带，其形态多为方案、模式、策略、技巧、工具、案例等，具有情境性、操作性、灵活性和生成性。

①缄默知识与明言知识融合的实践性知识

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在复杂、不确定的具体情境中，通过反思自身实践而生成和使用的知识，既包括可言传的“明言知识”，更包括迈克尔·波兰尼所说的“缄默知识”，即那种“不可言说的领域”，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洞察力、教育机智和情境决策能力。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方案（基于核心素养的单元教学设计模板、项目式学习活动指南、校本课程开发流程等）、教学策略与方法（针对大班额教学的差异化教学策略、课堂提问的技巧、小组合作学习的组织方法等）、教育评价工具（学生成长档案袋设计、表现性评价量表、课堂观察记录表、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等）、教育管理与政策工具（学校发展规划模板、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建设指南、家校合作手册、教育政策试点与效果评估工具包等）等均属于此类。

②数智时代的教育技术知识及应用性知识

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外围层的知识形态与生成逻辑。教育技术知识及应用性知识，并非简单的外在工具叠加应用，而是作为一套全新的知识生产与表征系统，深度嵌入教育实践，让许多原本内隐、分散、情境化的实践智慧实现物化、标准化与智能化，成为可共享、可迭代、可规模化的智能解决方案。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交互式数字教材、体系化教学资源库等数字化教育资源，自适应学习平台、智能导师系统、学习分析工具等智能教学系统，智慧校园系统、学业质量监测平台、教育大数据决策支持系统等管理信息化平台，共同构成联结教育主体、技术工具与实践场域的充满活力的“知识创新场”。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圈层结构之间存在多向复杂关系，既有自上而下的指导与规范，内核层为中间层和外围层提供价值导向、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指导，确保知识生产的统一性和规范性，防止其陷入碎片化和技术化；也有自下而上的滋养与挑战，外围层的实践创新和中间层的研究发现，不断为内核层提出新问题、提供新素材，检验、修正甚至颠覆原有的基本理论和元理论预设；更有横向之间的交互与融合，各分支学科之间、各交叉学科之间以及与外围技术之间，发生着频繁的交叉、渗透与融合，不断催生出新的研究领域和知识形态，共同维系着知识体系的动态平衡与演进活力。

“结构决定功能”，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完备的圈层结构直接决定了其功能谱系的层次性与协同性。三大圈层对应的功能层层递进、闭环联动，从宏观价值引领，到中观学科整合，再到微观实践运用，功能辐射范围由顶层理念逐步下沉至一线课堂。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层解决了中国教育学“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价值根基、校准发展方向，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与实践行动提供根本遵循。元理论确立教育的根本性质、核心使命和指导思想，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源，避免教育实践陷入工具化与功利化的歧途，为教育工作者树立清晰的职业追求与育人目标。关于教育核心命题的中国化阐释、时代化表达，既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坚定了文化自信、教育自信，也深刻阐明了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系统的基本理论指导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与时代使命，“推动本土教育从传统知识灌输向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的方向发展”。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间层承担着整合多元教育资源、转化实践经验、优化学科生态的重要功能，推动教育学从碎片化知识积累向系统化学科体系跃升，实现知识生产与学科发展的协同共进。分支学科群知识与交叉学科群知识以整体性视角打破学科壁垒与知识割裂状态，构建跨学科、复合型的知识框架，搭建理论创新与教育实践之间的桥梁，既能将抽象理论转化为专门化的学科知识，也能将鲜活的教育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化、学理化的知识成果，实现多元教育知识的有机融合。中间层明确教育学核心研究范畴与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的边界，形成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学科架构，推动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协同完善，夯实学科发展根基。同时，依托中间层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规范研究方法、深厚教育情怀和开阔学术视野的创新型教育人才和传播者，实现知识体系代际传承，为学科发展提供宝贵的人才支撑。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外围层为教育实践提供可操作的路径方法与技术支撑，将理论优势转化为教育治理、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的实际效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立足中国学生认知特点与教育场景形成的实践性知识，提炼出符合本土特点的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学业评价、因材施教等实操范式，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方法与工具，指导教师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质量，推动“普通教育课程从‘双基’目标实现到三维目标达成，再到核心素养培养”。外围层主动拥抱教育数字化浪潮，指导人工智能、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科学应用，以智能化手段重塑实践形态，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赋能数智时代教育教学全过程，助力教师实现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使“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智能督导等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在实践中实现落地，让前沿技术更好服务于育人本质。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多维功能之间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循环互促。内核层的价值定力确保育人不忘本来、学术不迷方向、决策不失立场；中间层的整合能力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学科知识，将实践问题提炼为政策议题，将文化基因组织为课程内容；外围层的实践效力推动理论在课堂中践行、智慧在技术中升华。多维功能以反馈回路形成增强效应，使整个知识体系兼具价值定力与应变活力。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一项关乎国家未来和民族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呼唤一种全新的学科意识——既要有植根本土、脚踏实地的实践关怀，又要有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理论视野，更要有服务人民、贡献人类的学术抱负。中国学者应不断强化内核层的原创性探索，积极投身教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研究，勇于开展中西哲学对话，尤其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研究，从中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核心范畴和话语表达，构建中国教育学的概念体系；持续增强中间层的解释力与整合力，大力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研究，打破分支学科间的壁垒，加强中间层理论与内核层的交互对话，提升知识体系的整体解释力；逐步优化外围层知识的转化机制，将外围层丰富且具情境性的前沿实践智慧有效转化为可传播、可检验的理论知识，并进一步转化为教师易理解、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同步加强教育技术应用的伦理研究，构建并完善与时俱进的教育技术伦理规范，确保其符合立德树人根本价值导向。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不断成熟完善，中国教育学将最终实现学科自立自强，以更加成熟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教育学术之林，不仅滋养中国大地上的教育实践，亦能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深刻而独特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