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技术成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量。回顾技术介入教育的历史，每一次新技术的诞生似乎都会点燃推动教育新变革与新发展的希望。技术也的确在教育发展史中写下了视听教育、计算机辅助教育、网络教育、在线教育、互联网教育、智能教育等一系列具有技术色彩的重要篇章，并致力于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实施，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推动了教育信息化向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主要目标，并强调“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处在智能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际竞争愈发激烈，教育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地位，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之下，技术如何赋能教育促进人类发展成为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而技术能否服务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中的人如何应用技术，以及从事教育的人怎样认识“技术、教育、人”的关系。

在技术哲学对技术活动本性的探讨中，技术被定义为“人类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具有某种功能的物理对象”。“功能”作为技术实现的初级目标，其本质上连接着物理结构和使用意向双重属性：一是物理结构决定了技术功能的基础；二是人类使用意向决定了技术功能的指向。从技术赋能教育看，教育是技术发挥其功能的重要领域，不仅体现着技术本身的固有特性，也蕴含着教育中人的使用意向。

技术功能归属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其所在的更大的因果网络复合系统中所扮演的因果角色”，即通过与其物理能力相契合的正常运行功能来匹配适应的情景。故技术赋能教育并非简单的工具应用，而是源于技术功能与教育需求的结构性契合。这意味着技术固有的功能归属与教育作为价值实现活动的意向性之间，构成了本体论层面的必然联结。

首先，技术既是物理实体又是功能载体，在本质上指向实现特定目标的意向。技术有其特定的物理结构，这种物理结构表明技术在设计之初就被设定了功能归属。如阿尔法狗的功能归属是“下围棋”，聊天机器人的功能归属为“对话聊天”。故当技术被设计为“教学机器”“智能导师”“学习伙伴”等，其功能就已预先“编码”了促进认知发展、技能培养等教育使用意向。这种意向性并非仅是使用者的主观投射，也因技术的“结构-功能”关系得以客观存在。所以，技术功能并非被动适配教育需求，而是通过物理结构与因果效应的客观实在性，以特定功能与教育目标同构，推动教育形态的定向演化。这在教育信息化、数字化的不同阶段可见一斑，如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多媒体教学，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慕课、翻转课堂、在线学习，大数据技术支持的精准教学、个性化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形塑的人机对话式学习等。

其次，技术的功能指向其特定的物理行为，并能够产生特定效果，即技术功能的客观属性决定了教育实践的可能形态。新技术在进入教育之初，一般以单纯“工具”的形态在一些具体环节发挥作用，人们看到的以及它能影响到的多数也都在其功能范围之内。人们对持续涌现的新技术的每一次惊叹，也更多集中于技术复杂的物理结构和超乎想象的功能表现。依据唐·伊德的技术中介理论，技术是以中介化的方式延伸和转化着身体的知觉，进而建构起人对于世界的认知。而技术作为“具身化中介”并非被动工具，其功能属性天然建构了人与世界的交互方式，教育实践形态因此被技术功能预设的可能性空间所框定。例如，印刷术的批量复制功能客观上瓦解了口传心授的单一教育模式，使标准化教材与集体授课成为可能。这并非源于教育者的主观选择，而是技术功能释放的一种必然结果。到了数字时代，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模拟功能决定了情境仿真学习带来的具身认知体验，大数据分析的实时反馈功能使教学评价转向关注过程性、伴随式的数字追踪，以及大模型驱动的多智能体技术促进人类探索数字模拟的教育世界。技术以其强大的功能既构成了教育实践的使能条件，也划定了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边界，即多数教育实践者是在技术功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内进行实践创新，而难以超越技术客观性创设“功能范围之外”的教育形态。这种决定关系并非技术决定论，而是技术功能与教育实践在存在论层面的耦合共生，技术固有的功能由此成为教育变革的物质化载体，构成赋能过程中一种不可忽视的前提。

技术天然带有工具理性和效率导向。效率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基本要义，体现在包括教育在内的现代社会生产与生活之中。深入教育实践，技术更多选择的是一种对教育的辅助、优化和重塑路径，系统作用于教育教学的全要素、全过程，实现对教育具体业务的过程支撑和流程再造，从而降低或减少实践者不必要的劳动负荷与时间投入。即使较为火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是通过将创造性劳动解构成可计算的任务和指令，对人的认知、学习与创作过程进行重组而大幅增效。有研究者指出，技术服务于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是“技术在教育过程中，作为提高教育效率、效果和质量的手段与工具所发挥的作用”。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技术的效率特征已渗透于教学、学习、管理与评价等核心环节，表现为技术带来的精准化、个性化、自动化与智能化。

一是教学的精准化。因材施教是教育追寻的梦想，但教师面对整个班级数十名学生，一般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教学经验积累才能逐渐获悉学生的学习特点和个性差异。这无疑会让教师的劳动难以在短时间内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教学效率是指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所取得的教学效果的大小，而精准教学是利用数据诊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从而进行针对性教学设计，是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个性化的有效方法。所以，教学的精准化所追求的教学目标、方式与内容的准确和适切，其本身就蕴含着“提升效率”的深意。教师不仅可以通过智能技术精准分析教材、快速获取备课资源，还可以采用智能终端实时监测教学过程，以及智能批阅学生的作业与练习，最终通过可视化的数据分析及时掌握班级的整体学情、调阅个体的学习情况报告，精准施策。由此，在众多技术赋能之下，教师的教学设计效率、活动实施效率、教学决策效率得到全面提升，而逐渐从繁琐的资源检索、重复的作业批改、复杂的数据统计等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创新教学的时间与空间，专注于学习设计、问题解决、素养培育等智慧劳动，生发数智化时代的教学自觉。

二是学习的个性化。个性化亦即定制化，是通过满足个体特性的需求和服务来快速达成学习目标，在规模化的教育体系中同样蕴含了对学习效率的侧面追求。个性化的学习不再将学生视为统一进度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根据每个人的知识基础、思维模式、兴趣偏好设计独特的学习方案，以快速理解和掌握相应的知识与能力。首先，个性化资源推荐提升知识的理解效率。智能技术能够基于对过往数据的分析，准确定位知识学习薄弱点，然后针对性推荐学习资源来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其次，个性化路径规划提升知识的建构效率。如自适应学习平台通过算法构建个性化路径，动态调整知识点的呈现顺序与难度梯度，使学习过程始终处于“最近发展区”。再者，个性化学习诊断提升学习的调节效率。自适应学习平台通过实时获取学生的学习过程数据并分析，及时发现具体问题和提供数据驱动的学习见解与建议，能促进学生在过程中就有意识地调整学习策略。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更是能为学习者提供伴随式的支持，智能学伴在对话交互中就能领会学习需求、判别学习意图，并在分秒之内就提供契合的内容。所以，学习的个性化可视为一种技术提升学习效率的表现，是以技术赋能的优势助力学生获取适应性学习支持而学得更快。

三是管理的自动化。在传统教育场景中，信息孤岛、人工操作冗余与决策滞后是制约管理效率的核心痛点，而现代技术通过构建一体化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建设，形成动态联动的管理体系，推动教育管理的自动化与科学性。例如，在以数字校园、智慧校园为重点的学校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学校教学、科研、管理和生活服务有关的所有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全面的数字化，打造部门联动、数据共享、应用集成与可视化管控的一体化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学校组织和业务流程的再造，以“一网通办”“让数据多跑路，师生少跑腿”的方式深化技术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支持精细化管理与科学化决策，由此提升管理效率与服务效率。此外，技术对管理效率的提升还体现在协作模式的革新上，智能云平台让集体备课与教研，跨区域、跨学科资源共享成为常态，技术由此有效缩减管理层级、畅通共享通道，加速了资源流通与信息反馈。这种管理与服务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技术对管理流程的深度优化，是多重技术叠加促使资源利用效率与事务响应速度的同步升级。

四是评价的智能化。技术是推动教育评价变革的重要力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形塑出数据化、智能化的评价新模式。学生的能力、素养等一切可见或不可见的“教育成果”纷纷被转化为“数据”进行量化，数据驱动、科技赋能诱使教育工作者将教育教学的过程、行为、结果都尽可能简化到可表征、可计算的程度。例如，在过程评价上，智能技术转变了以往静态标准化的考评模式，迈向实时追踪和分析学习数字足迹，提升了评价的反馈效率，使教师能及时诊断并干预。在结果评价上，人工智能则推动从评价维度局限的传统方法向评价维度更为全面深入的科学化评价的进化，实现了从智能组卷、智能阅卷到智能考试分析等系列流程的整体优化与效率提升。在增值评价上，人工智能兼具评价数据宏观分析和微观处理层面的核心优势，能够对学生学习行为和成长足迹进行实时感知和长周期监测。在综合评价上，人工智能利用特征选择算法挖掘和整合知识与事物、知识与知识、知识与行动、行动与思维之间的关联逻辑，构建包含知识图谱、能力谱系和素养水平之间的映射关系，支持完成包含学习成绩、能力发展、素养提升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任务。

技术不断催生的可能性构成现代社会变革的关键动因。效率，即“单位时间完成的工作量”，客观上的时间本身运行速率不会改变，但其外在表现形式与衡量方式却很多样。人工智能所形塑的智能社会一个关键影响也是利用技术使人类更富有效率，能胜任更多工作。在以“效率”为特征的现代体验中，技术加速无疑会对个体和社会感受产生多重效应。而技术进入教育并成为一种变革力量，在行动效率上的较强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在“结构-功能”体系中能成为辅助教育的工具或手段，支撑人改变劳动方式而提升效率；二是技术能对部分教育劳动技能形成替代，无需人的参与或与人协同而提升效率。但技术功能的教育应用既非完全自主也非绝对被动，而是在技术可能性与教育合理性的张力中持续耦合，需要兼顾技术活动的效益测度与人类教育的价值尺度，达成效率与价值的和谐统一，从而实现人机共生的良性互构。所以，技术赋能教育所表现出的效率特征，其实也在时间机制的背后不断改变着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

教育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同理技术赋能教育既作用于实践也高于实践本身。快速更新的人工智能蕴含着巨大能量，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更为教育描绘了具象的数字化、智能化、数智化的未来蓝图。当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时间叙事方式，技术加速现象自然也就在社会发展中显现，表现为以“效率”为特征的现代感与现代性。虽然技术赋能为人类的教育劳动释放出更多时间与空间，推动效率与效益的最大化；但教育最本真的意义和价值却在这种效率逻辑中有所迷失，构成技术赋能教育之隐忧。有学者指出，数字技术的价值治理是教育数字化赋能教育变革的根本前提，应在效率至上的算法世界中寻求教育效率和价值的对话调适，实现功能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平衡。

著名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认为，当代社会是被社会变迁加速、科技进步加速以及生活节奏加速共同笼罩的“加速社会”。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当师生被技术捆绑着加速向前，教育时空、教育行动与教育意义可能会产生错乱和异化。

首先，技术拓展的教育时空存在信息超载。技术效率一方面体现在对现实时间的压缩上，大量教育活动转至云端和线上，各类资源可智能检索与精准推送，技术通过减少教师和学生完成教育活动的时间投入，加快了信息获取的速度；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实空间的拓展上，技术塑造了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之外的网络空间、信息空间、虚拟空间、数字空间等，教育中的人可以突破以往物理时空的限制在多个空间自由穿梭，实现了时时能学、处处可学。个人信息时空不断延伸，人类教育传播活动由此呈现出大众化、实时性、离散性、交互性等特点。当人可以在不同空间，以较少的时间投入快速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建构知识，其实也会陷入技术塑造的效率陷阱，而渐渐通过相同时间内事物量的不断增加让学习者身心在加速中“超载”，触及人身体的自然速度界限和生命感官处理信息的极限。在一定时间单位中主体行动或体验事件量的复杂变化而产生的现代速度，也就扰动了我们与所处世界间的原初生态，影响了自然意义上人与世界相互缘起的关系。所以，教育作为育人实践应遵循人的自然成长规律，而不可陷入加速逻辑导致“拔苗助长”。

其次，技术参与的教育行动弱化真实体验。在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中，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不是超然物外的纯粹“自我意识”，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教育的技术应用不能脱离人的真实经验与身体体验。技术塑造的教育数字空间虽能以省时、便捷、直观的特征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以及带来虚拟仿真的情境体验，但在生命发展的维度中虚拟的永远无法替代现实的。即教师可以通过技术的数据分析获取教学的诊断结果、了解学情，但依然需要结合教学实际情境、学生个体情况等判断数据分析结论的正误以及追溯具体问题的生成原因；学生可以通过数字空间获得沉浸式学习体验，以虚拟方式感知世界，但依然需要回归现实世界思考和习得解决真实生活问题的方法与技能。否则，鲜活的生命个体将日益失去对现实的真切认知以及在真实世界生存和发展的灵气。正如顾小清所言：AI作为教师助手也好，作为AI学伴也罢，最终还是服务于无论什么技术都不可替代的“人的成长”。所以，在技术赋能下信息的总量和密度不断增加，学习者获得的学习时间虽然也越来越多，但必须经历的生命体验似乎却越来越少，逐渐习惯了类似标准化答案的智能投喂，所形成的认知也趋向碎片化、片面化，认知敏锐度和信息审辨力降低。特别是人的社会情感属性也在虚拟的人机交互中被削弱，当情感可以被技术轻易量化和计算，人机交往中已出现共情温室、情感操纵等伦理危机。这逐渐使人在无意识中让渡自身的真实性与能动性。

最后，技术成就的教育意义需要凸显育人。当技术一直以促进学习、创新教学的名义而表现出效率至上的现代性特征，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正以“成事”的逻辑混淆教育“育人”的逻辑。技术作为合乎人之目的的工具与手段，人们常常也是以解决教育中的实际问题、迎合实践需求为出发点让其进入教育教学过程，这在显性意义上更多的还是在关注技术如何“成事”。而教育注重价值与意义，需要考虑教与学的真实需求，在技术赋能的教育实践中不仅会思考“技术上能否实现、怎么实现”，更会反思“为何要做”和“做了有何价值与影响”，内蕴“育人”思维。以评价的智能化为例，技术对学生学习成长的评价测量趋向于数据量化，不仅采集学习成绩、学习时长和学习名次等结果性数据，更是会将创造力、想象力、注意力等简单量化为确定的指标作为过程性数据，以期实现对学习的全方位测度和精准评价。这虽在评价业务中克服了综合评价的难题，但显然这并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人的成长复杂性也不能如此简单地被测量和定论。李政涛指出，“我们看到了‘大写的技术’‘大写的学习’，但没有看到‘大写的人’”，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应承担起通过技术之物、技术之事来成人和育人的责任。教育在追求技术化手段解决问题、提升业务效率的同时，要预防被技术外在魅力遮蔽教育真实而原始的育人底色。

教育在其根部是一项深切关乎“价值理性”的事业，它追问的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其过程蕴含着不可量化的伦理性、艺术性和精神性。故教育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还关乎社会、国家的命运，是通过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以促进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技术赋能教育自然需要超越技术的功能与效率范畴，应站在传递价值、表达价值、重塑价值的高度，以价值理性辩证工具理性，将价值要素嵌入技术赋能教育的实践中心。

在价值传递上，服务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现代社会人文性的核心内涵是一切以人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心，而教育的人文性更集中体现在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上。以此来看，技术赋能教育意味着技术应有机嵌入并传递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从培养人、成就人和发展人的角度进入教育实践场域。这要求我们警惕技术应用滑向纯粹的工具化、效率化，不能仅仅满足于“教得更快、学得更多”，更要关注“教得更好、学得更深”。技术应为价值浸润创造有利条件，通过沉浸式体验、情境化学习、协作式探究等方式，让学生在知识学习和能力提升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理解、认同并践行正确的价值观念。尤其，技术设计者和应用者应具备高度的价值自觉，将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深度融入技术工具的功能设计、学习资源的筛选组织、教学流程的再造以及评价体系的构建之中，形成一个处处体现、时时渗透人本价值的数字化育人环境。如利用AI进行个性化学习推荐时，算法设计必须考量价值导向，避免强化偏见或传播不良信息；虚拟现实模拟历史场景时，应着重引导对历史规律、民族精神的理解而非仅追求感官刺激等。而且，教育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天然承载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传递功能，即技术赋能教育应有效地服务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目标，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教育的政治方向性与价值引领性。

在价值表达上，输出促进社会发展的创新人才。个体与社会具有统一性，个体发展最终是在社会实践中体现。技术赋能教育一方面是为了个体更好地学习与成长，另一方面也在于为社会发展输出更具创造力和综合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人才需要创新能力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所以智能时代的教育尤为强调能力本位、素养本位，而知识更多是创新的重要基础，要“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人人皆可成才意味着人才个体的多样性、人才潜能的无限性、人才价值的多元性。个体具有独特性才能展现各自的优势，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技术赋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因材施教，能够基于大数据分析充分认识和理解学生个体的多样性来满足学生的差异化需求，为每个学生定制和规划通向自由个性的成长、成才之路。可见，技术赋能教育在表达价值上不仅是适配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活动，更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内核，不断激发个体潜能、引领社会进步的重要实践；通过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致力培养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实现对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层表达。

在价值重塑上，推动技术、教育与社会的协同演化。“技术-教育-社会”是一个紧密耦合、持续互动的复杂生态系统。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教育变革之间存在着以人才为纽带的深层关联，即技术加速社会变革引发人才需求转向而推动教育变革，教育通过技术赋能重塑育人模式，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创新人才，而人才的持续输出又反哺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技术与教育、社会由此存在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的关系，构成“技术-教育-社会”协同演化结构，并指向人的发展。一方面，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必然对传统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乃至师生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改变，从而引发未来教育向何处去的深度思考，这本身也是一个价值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技术也深刻重塑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人才需求，社会需求的变化和教育理念的更新又会反过来驱动教育技术的创新方向。技术赋能教育就在于敏锐捕捉并积极引导这种多向度的反馈循环，使技术发展、教育实践和社会进步形成良性互促。技术赋能教育需要主动拥抱这种重塑，引导其朝着更公平、更个性、更开放、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型教育价值体系。当教育系统通过技术应用积极践行公平、包容、创新、合作、可持续等价值时，它也在向社会传递和示范这些价值。因此，技术赋能教育不仅是适应社会，更应在价值重塑作用中成为推动社会演进的积极力量。

技术对时间、空间的压缩，让人们浸润在多任务处理、效率取向的社会环境当中。这在技术赋能下似乎也无可厚非，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但教育不同于其他社会系统，承载着服务人的生命成长的独特价值。我们需在技术功能之上达成效率逻辑与价值逻辑的深刻统一，建构技术、教育、人的和谐互动关系，并将“人”置于评判技术赋能教育的中心与终点（见图1）。

技术起源于需求，技术功能反映人之目的与需求。根据需求拉动与技术推动的互动范式，技术赋能教育并非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教育需求与技术功能相互塑造、协同演进的复杂系统。技术以其强大的“推力”，为教育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与动能。当技术具有表达教育需求的价值可能性，具体的实践中开始出现一种“技术中心”的潜在逻辑，即部分人认为更先进的技术必然会带来更优质的教育。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取向，只看见技术特征的符号化表达，却忽视了这些技术特征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完成意义的传达和交换。

“技术中心”亦是一种技术思维，误将实现技术目的的动机和行为都看作是合理的，使工具理性成为合价值的理性，引发符合工具理性就是符合价值理性的错误判断。技术的本质是工具，其价值在于延伸人的能力。教育的核心互动始终是关于人的精神交流和智慧碰撞的，技术赋能的意义，在于增强而非削弱这种互动。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将教师从繁琐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使其能更专注于对学生情感的关怀、思维的启迪和人格的塑造；学习分析技术可以帮助识别学生的学习困境，但其最终目的是支持教师进行更人性化的干预。此时，技术可成为教育的服务者，而非教育的代理者，使教、学、管、评等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在技术推动之下合理变革，塑造符合时代特征的教育新形态、实践新样式。随着持续更新的先进技术对教育需求的真切满足，教育需求拉动与技术功能推动会逐渐转化成系统整体演变的内生动能。

教育不仅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以育人为核心价值的文化。技术赋能教育的实践过程则需要在文化渗透中规范着人机行为。技术的“推力”若缺乏价值的锚定，极易滑向“技术中心”的歧路，即误将技术功能的实现本身视为目的，使教育实践沦为展示技术先进性的场域。教育的终极关切是人的全面发展，其过程关乎精神的启迪、人格的塑造与文化的传承，而非单纯的知识搬运或技能训练。因此，技术的一切应用，都必须接受“是否服务于育人”的价值审思。例如，课堂行为监控技术或许能高效地实现“管”与“控”，但其若侵蚀了师生间的信任关系与学生的自主性，便与“育人”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真正的赋能，在于让技术承担可标准化的教、学、管、评环节，从而将教师的价值创造重心解放至更具人性温度的启发、互动与关怀之上，使教育回归其作为“人对人的主体间性活动”的本质。技术的“功能”与“效率”逻辑天然倾向于标准化、量化和控制。若对此缺乏警惕，技术赋能便可能异化为一种精致的规训机制，通过数据画像将学生分类、分流，服务于预定的社会“结构”再生产，从而漠视人的独特性、创造性与批判性思维。因此，必须高扬“人是目的”的基本原则，将每个具体、鲜活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技术赋能教育的最终价值锚点。

技术赋能教育的全部实践，最终必须接受一个最高标准的检验，即是否切实促进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一直居于世界的核心位置，并与国家、社会等系统息息相关，揭示了其作为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根本地位。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响应国家对人才的战略需求，还是顺应社会发展对教育结构的调整，技术赋能都不能逾越人的自然边界。这要求技术赋能教育实践实现一种深刻的价值转向：从追求“技术功能的最大实现”转向追求“人的发展的最优可能”。例如，大数据分析不应仅用于预测成绩和选拔精英，更应用于识别并支持每一个学生的弱势与天赋，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成长支持方案；虚拟现实技术不应仅用于沉浸式地传播知识，更应用于创设复杂情境，培养学生的同理心、协作力与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唯有如此，技术才能从一种潜在的异己力量，转化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强大支撑力量。技术的“赋能”之能，最终应体现为赋能于“人”之所能，助力高效获取已知、深度建构未知，使人成为更具自主性、创造性和责任感的未来世界主体。因此，面向未来，我们还需深刻回应一些追问：技术是否增进了人的自主性而非依赖性？是否促进了人的解放而非规训？是否守护了人的多样性而非同质化？唯当技术服务于人内在价值的实现，它才真正完成了对教育的“赋能”使命。否则，一切美好的蓝图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空想”，是技术为人类许下的“靠不住的诺言”而已。

综上所述，今天异常火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是数据、算法和算力，同样内蕴着对极致效率的追求，当技术速度与效率思维不谋而合，主体生命时空则会被不断挤压。在马克思主义中，主体性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实践能力”。数智时代，人工智能正化身为一种类主体，并通过与人建立社会关系构造出“师-机-生”复杂社会交往的教学结构，创生出人机共教、人机共育的人机协同教育新格局。为了能够确保技术功能的进化与教育价值的提升具有内在一致性，我们需要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进程中获得对未来教育发展的理解，并探寻人类发展的新机遇、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