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时代，开展国际交流工作总面临着很多挑战，如国际局势的动荡、国际竞争的加剧、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资源的紧缺等，不仅是资金投入，人员、时间、情感甚至机会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此高昂的成本投入却往往只换来“你来我往”的接待活动、“你好我好”的拍照合影。作为一个从事20多年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研究和实践的工作者，我时常问自己：国际交流，所为者何？

要想清楚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就是反思“概念”本身。在中文里，“国际”是形容词，用于修饰“交流”，因此国际交流的落脚点首先是“交流”。无论中文世界中的“交流”还是英文世界中的“communication”，都不约而同地包含至少两种属性：外在的交换，即彼此把自己拥有的信息、资源等提供给对方；内在的交往，即表达想法、感受，在精神、情感、文化层面进行社会互动。

“国际”则指国与国之间，无论中文还是英文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有意思的是，中文中的“际”不仅有空间意义，还有时间内涵，如《史记》中“秦楚之际”特指政权迭代的时间节点，标记王朝兴替的时间切口。“国际”本身就存在“差距”和“差异”两种状态。“差距”自然会激发一国奋起直追的动力，同时为一国发展提供参照；“差异”同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国家综合实力的整体“差距”来掩盖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差异”，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发达国家的东西都值得“引进来”。事实上，各国之间的“差距”和“差异”是交织共存的，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下沉到具体领域、具体问题再做讨论。

因此，当我们把“交流”的两种属性（交换和交往）与“国际”的两种属性（差距和差异）组合起来，国际交流便有了四种样态：“有差距的交换”“有差距的交往”“有差异的交换”和“有差异的交往”。显然，这四种样态的国际交流，其路径和策略是不一样的。“有差距的交换”肯定是不平等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思考我们是否需要这些核心优势，我们能交换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是什么，这些资源能否撬动对方的核心优势。“有差距的交往”虽然附着了鲜明的不平等色彩，但交往主体精神之独立是可以选择的。如果精神独立，“有差距的交往”往往能更好地激发交往主体的发展动力，帮助交往主体明晰自我的价值追求；如果精神不独立，就容易陷入自我殖民的困境。

相比之下，“有差异的交换”和“有差异的交往”往往更为平等，“有差异的交换”往往只需互通有无即可，只要信息对称，通常不需要艰难地博弈。“有差异的交往”其实是最有意思的，但其价值往往被忽视。一方面，只有通过“有差异的交往”，主体才能建立高级、通透的世界观；另一方面，“有差异的交往”也是激发“创新”的催化剂，各国历史博物馆中无数人类文明的沉淀，恰恰都是“有差异的交往”的产物。

基于以上分析，具体到教育国际交流，前文提及的困境就不难解释。过去，我们的工作重心多关注向发达国家学习，是一种“有差距的交换”，这虽然激发了我们奋起直追的动力，但体现的通常是缄默的、具有高度的个体差异性。反观其他三种样态的国际交流，我们可作为的空间就很大。例如，在“有差距的交往”中，我们要有“交往”的自觉，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生产出“自主知识体系”。这就迫使教育工作者不断反思，中国教育究竟为世界贡献了什么？再如，在“有差异的交换”和“有差异的交往”中，不论是为了“交换”还是“交往”，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几乎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有差异的交往”对于教育国际交流有着难得的特殊意义，这恰恰指向了教育的本质，即促进人的发展，特别是思维的发展，帮助个体建立开放、立体、丰富的世界观，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共生共长。

如此看来，对于教育国际交流而言，所为者何？这一问题似乎也有了更为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