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化思想旨在通过教养化育以形塑道德行为规范，成为榜样教育的重要内涵。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儒家教化思想历经数千年历史演进，其有益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新时代可以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榜样教育构建的质料。

步入新时代，国际国内环境下不同文化思潮博弈激荡，价值观念和教育实践随之发生深刻变革，新时代榜样教育也随之出现新问题。

一方面，榜样教育的评选标准没有与时俱进。榜样的评选应根据新时代特点和社会需要相应调整。但当前选树的一些榜样被概念化、模式化和神圣化，导致受教育者囿于自省无法效仿塑成“完美”人格，从而出现退缩、逆向心理，致使无法发挥新时代榜样教育实效。另外，受人本主义思潮影响，在“重视和关切榜样的基本情感和利益需求”的口号下，一些榜样选树上出现了矫枉过正，过分强调榜样的生活化和世俗化特征。

另一方面，榜样教育内容和形式没有推陈出新。当前榜样教育内容偏形式化、单一化和表面化，缺乏对榜样事迹蕴含精神的提炼和共情链接点的挖掘，注重学其表而非践其行化于心，降低了受教育者的认同感。且榜样典型事迹的宣传偏任务式、应景式和突击式，宣教活动结束榜样教育也随之结束。

一方面，偶像崇拜现象盛行。“偶像崇拜是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认同的形象化的人格符号所表现出来的极度尊敬、钦佩、欣赏、喜欢和向往的心理和行为。”受教育者在成长过程中会寻求“重要他人”作为标准，而榜样或偶像正是具象化的表征。以偶像代替榜样以产生情感依恋的现象蒙蔽了榜样内蕴的价值品质，从而难辨“何为榜样”。

另一方面，榜样教育被歪曲误读。英雄榜样是时代精神的象征，是开展新时代榜样教育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肆意拼凑、裁剪、篡改历史，各种抹黑、诽谤、戏谑榜样人物，意图解构消融人们对榜样的崇敬之情。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有些人刻意抹黑我们的英雄人物，歪曲我们的光辉历史，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

一方面，教育者和榜样自身表率不足。个别教育者思想素质堪忧，功利化的为人处事致使教育内容和客观现实呈现冲突之态。个别榜样被树为先进典型后，自身名誉和地位的变化会滋生名利思想及自满情绪，从而失却进步动力，应有的榜样示范作用被削弱。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同辈群体示范性不强。同辈群体是青少年健康人格养成及社会化的重要环境。新时代受教育者主体性及批判意识增强，心理和情感特征、价值观愈发复杂化，如若教育者选树宣传的榜样与其个性化心理不符，则易在同辈群体中引发不当导向，成为新时代榜样教育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线上线下榜样教育结合度不高。新时代受教育者对互联网存有亲近感和依赖感，偏好在网络平台进行表达。但其辨别信息真假能力弱，易引起网络舆情，影响榜样教育的价值导向和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家校社榜样教育协同育人不足。这三种育人环境在新时代并未共同发挥应有的积极效应，部分学校的榜样教育工作形式化和应景化。一些家长偏重孩子智力培育，相对忽视孩子品德教育的养成和健全人格的塑造，且榜样教育易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

榜样教育的基本要素推动了榜样教育的运动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和形式以及教育环境等之间不适应不协调是新时代榜样教育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从榜样教育要素的四个维度入手分析其面临的多重挑战很有必要。

其一，教育者自我榜样意识弱化。马克思认为个体对自我认知和评价的结果构成了自我意识。榜样教育塑造和确证了教育者的自我意识，并促进实践主体进一步认识反思自我。概言之，教育者的自我榜样意识与榜样教育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时代中的自我意识构成时代的榜样教育，而榜样教育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有思考能力的个体思维。然而，有些教育者作为“重要他者”，榜样学习和自我榜样意识欠缺，难以构建自身精神世界。

其二，教育者“他者”示范性功能弱化。教育者在受教育者遇到道德两难无法抉择时会为其提供多种解决途径，对其形成积极影响，即“他者”示范。受教育者作为“明智的旁观者”，“通过对比范例和自身抉择，理解‘他者’，反思自身”。因此，教育者“他者”示范与受教育者构成一种教化性的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教化是精神的引导和创造的结合，是启迪与自我建构的结合”。蕴含实践智慧的“他者”对受教育者而言在道德情操及信念的培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些教育者“他者”示范知行断裂，无法赢得受教育者的心理认同和行为响应。

其一，工具理性的弥散导致受教育者内心需求被忽视。霍克海默指出现代理性是一种为了更快速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工具理性主义下的榜样教育忽略受教育者的需求与整体人格成长，成为“窒息”受教育者在新时代榜样教育中发展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囚笼”，这种“工具型教育”会造成受教育者的异化。榜样教育的逻辑应以受教育者的个体需求为基点从内而外进行。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认为“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换言之，人对外界的反应是基于自身能动性，只有与个体内部的主体因素产生共鸣，才能调节自身外在的行为反应以发挥榜样教育的作用。因此，榜样教育必须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和立场出发。

其二，工具理性的弥漫导致受教育者道德价值迷失。当今社会工具理性的弥漫导致多元价值观的膨胀，物质利益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压迫导致信仰虚无。个别道德模范选树、学习和行为的功利化现象又催生新的功利化，此种矛盾现象在新时代榜样教育中日益突出。受教育者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受到生活经验、经济地位、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等影响，“道德阈值”存在多样性，从而对榜样教育内容和形式理解产生偏差，影响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实效。

其一，榜样教育内容出现价值偏差。新时代榜样教育中选树的“高大全”式榜样形象吸引力和感召力弱，承载和传递价值单一的榜样教育已不能满足受教育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造成受教育者与教育内容的不适应。再者，榜样教育内容传播方式不适应受教育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仅靠教育者的单向传递，受教育者或许能记住其传递的内容，但无法内化认同榜样所代表的道德思想和价值精神，难以向长期本质性的道德情感和行为自觉转变。

其二，榜样教育导向缺乏价值皈依。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功利思想的泛滥严重削弱了群体凝聚力，阻碍人们建立共同的精神基础和价值认同，动摇了榜样教育认同感的根基。另外，网络传播承载了受教育者网络社交实践的群体归属感和榜样教育认同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榜样教育的激励价值如若运用不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间就会表现出与国家社会期望不相适应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新时代榜样教育缺乏深层次的价值皈依。

其一，偶像文化导致榜样教育式微。受教育者思想具有活跃性、自主性和新奇性，急于寻求自我认同和精神独立。新时代单一类型的榜样无法满足其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因此通过偶像崇拜实现“移情”和“代偿”，偶像崇拜逐渐成为重要的亚文化，对榜样教育挑战之势愈发明显。

其二，社会思潮消解榜样教育的实效。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交汇致使一些消极思潮潜滋暗长，造成人们意志功能和道德坚守弱化，导致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实效日渐式微。榜样教育常在润物无声的环境中互为影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如若缺少双向互动交流，就会轻视榜样教育环境带来的间接引导与渗透，继而弱化榜样教育的效能。

儒家教化思想由孔孟所开创，经由后儒传承并延续至今。梁漱溟先生认为“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意在点明教化的精神和旨趣。徐复观先生提出“教化精神”乃儒家精神性格实系最伟大的一面。儒家教化思想对于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培育有一定的镜鉴作用。

一则，示范感化是榜样教育的灵魂。身教示范作为为人师表的基本要求，是极为有效的教育方法。儒家教化思想注重通过榜样“行不言之教”来教导他人。孔子主张身教比言教更重要，施教应从正己开始，继而推己及人，注重教育者自身德行蕴含的教化价值。他告诫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强调正人必先正己。孟子明确指出“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教者必以正”。荀子对身教示范作用阐释得更为透彻，强调“师以身正为正仪”。身教示范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榜样教育模式。

二则，率先垂范是榜样教育的教化之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道德人格是以行动注解的道德，更具感召力。孔子主张君王应作好表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上”为教化的施行者，而“下”为教化的接受者，教化是一方对另一方同化的进程。荀子在此基础上指出，“上好礼仪，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强调君王自身率先垂范是民德归厚的前提。董仲舒指出“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主张百姓应以教化者为标准进行效仿。根据人类学家米德的解释，“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在老一辈成员的行动之中，并成为年轻一代的楷模，由上代至下代的传递行为”，这和儒家思想的教化之道有契合之处。榜样学习的完整性始于受教育者对榜样的行为模仿，由此上升到体悟其精神境界，最终完成与榜样间的灵魂契合。

一则，由内到外是修身立德的正确逻辑。儒家教化思想强调人通过内省、慎独等自我教育的方式达到修身的目的，是内隐深化的教化过程。古代的圣贤、君子、大丈夫身上往往承载了社会道德的最高理想，成为人人追求效仿的典范。孟子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强调这些外在的道德规范及榜样示范的激励对自我修身的必要性。孔子倡导“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主张“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主张“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孟子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乐观主义理想人格，实质皆为化他律为自律的观点，主张个体从榜样事迹中受到鼓舞，通过修身内省以达至圣贤境界，实现自身价值。

二则，见贤思齐是榜样教育的基本思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成为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抽象的“贤”作为一种标准被具象化，为仿效者提供了一种激励目标。“齐”包含行为、观念或原则的一致。“思齐”意味着在效仿榜样的实践中努力达致贤者境界。“思齐”和“内省”揭示了榜样教育外学与内省相结合的特征，从个别特殊的道德榜样的感性呈现，由内而外延伸至普遍的道德理性，继而推己及人转化为民众感性的道德实践，是榜样教育应有的基本思路。

一则，选树合适的榜样是榜样教育的基础环节。圣人和君子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成为仁人志士进行文化追寻与道德践履的力量本源。孔子主张通过具象化的人物作为民众效仿的榜样，在实践中将教育内容逐步内化为受教育者的品德。他特别重视君子人格的塑造，“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不忧不惧”“君子求诸己”等，从多方面对“君子”人格作出了具体性规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集中体现了孔子所言“君子人格”的综合表征：内心坚守仁德，外在行为又合乎礼仪。孟子提出只要加强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成‘贤’只是理想中追求的人格境界”，映射出道德的“应然”，而成“君子”是可以追求的“实然”目标，为榜样教育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二则，圣贤君子是榜样教育的教化主体。儒家要求教化者自身应是道德修身的楷模，必须接受教化，体悟儒家经典所蕴藏的伦理本质、圣贤气象与政教智慧，并通过存养、慎独、见利思义等形塑其价值选择和精神生活。受教育者以圣贤君子为榜样，以完善言行趋近榜样，达致教化目的。新时代榜样教育是立体鲜活的，各行各业的榜样事迹彰显着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和崇高的道德精神。正如习近平所说：“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向英雄学习、向前辈学习、向榜样学习。”儒家教化中有益的经验可以在新时代榜样教育中进行创新性发展。

一则，环境对榜样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化的实践开展离不开社会环境，其渗透的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环境因素会影响个体的观念和行为。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的成长和学习环境有密切关联，肯定了教化在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孔子还重视人际交往环境对人的品德形塑的影响，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孟子认为后天环境直接影响着人的思维生成和行为实践，是教化开展的外部条件，因此他主张设学校教化百姓以形成崇尚道德的社会风气。荀子对人际交往环境进行了论述，“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认为人的品行会随所处环境变化而悄然变化。

二则，榜样教育的实施植根于儒家教化环境。儒家教化思想提倡回归教化的本真精神：“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儒家“教化”如春风化雨般在潜移默化中孕育、生发及建构个人的价值观。儒家教化思想发展至汉朝，开始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价值观的社会教育体系。教育体系层次分明，家庭环境的教化渗透，民间私学的兴起合力助推儒家教化思想广泛传播，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得以形成。此后我国历经朝代更替，社会环境变迁，但始终带有儒家教化思想中有益的文化基因。

儒家教化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其形塑中不免受到时代背景、认知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我们应拒绝静态凝视，实现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的辩证互动，“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第一，教育者作为“重要他者”，应坚持言教与身教并重。习近平强调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引导广大教育者以德施教。在榜样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应坚持为人师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积极的情感态度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形成一种强大的示范“感染场”，引导受教育者真知真懂真信真行，实现“知”“行”的交替进步。教育者还应找寻榜样教育实然与应然目标的差距，实现新时代榜样教育的科学化和长效性。

第二，教育者应为受教育者提供其他“重要他者”。作为新时代的教育者，应精心选树“重要他者”，引导受教育者品德内化并知行合一。一是选树多元化、个性化的榜样，匹配多元社会价值取向，增强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吸引力；二是选树真实化、科学化的榜样，促使受教育者由内而外认同并践行，增强新时代榜样教育的适应性；三是选树时代化、国际化的榜样，在鉴别中增强新时代榜样教育的针对性，激励受教育者在认知与心理发展双向度上为受教育者提供异质性榜样，促使其由外在的道德教化转为自我教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

第一，榜样教育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作用。教育者应建立起“我—你”对话的双主体关系，着眼于受教育者身心的和谐发展和个性化的生成。受教育者根据认知参与榜样选树的过程，激发自身认可与接受榜样的判断力、动力和兴趣，更符合自身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受教育者作为主动的信息建构者，应主动学习榜样，通过辩论等方式分享明确自己要学习和模仿榜样的特质，在动机、认知、内化和外化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和评价体系，实现新时代榜样教育引人向上、铸魂育人的价值引领。

第二，榜样教育应重视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受教育者只有在榜样教育中动其情，感其心，才能优其行。一是充分发挥同辈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受教育者与同辈群体交流互动，讨论分享榜样人物的事迹和精神，进行自我教育，增强榜样教育的感染力。二是受教育者利用不同的榜样教育载体和途径进行自我教育，参与网络平台互动、榜样人物展览等活动，注重榜样教育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的创新结合，增强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同一性及和谐性。

第一，榜样教育内容和形式应多元化。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内容应与时俱进，与受教育者的心理和情感相契合。教育者应借助重要的时间节点、节日仪式和特定场所来讲述各行各业感人肺腑的榜样事迹，以增强榜样教育的感染力。教育者还应注重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和创新性。榜样群组涵盖不同层级价值与不同向度人格的集合，教育者应跨地域、跨时空、立体化、辩证统一地讲述榜样群组的故事，以加深受教育者榜样教育的深刻性和责任感。受教育者通过对榜样群组榜样故事的选择、认同和追随，将榜样教育内容与个体的经验感受内在契合，激发潜藏的主观动机和优秀特质，从而达到新时代榜样教育的最优化。

第二，重视新时代网络榜样教育的发展。网络资源的共享性、内容的多元性、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拓宽了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发展空间。占领网络新阵地俨然已成为新时代榜样教育的共识，教育者应因势利导，实现网络和现实榜样教育的优势互补。一是建设一批具有吸引力的主题网站，设置以“榜样教育”为主题的在线课程和专题论坛。用鲜明的时代榜样、古今中外的优秀榜样所含的高尚品质和思想占领网络阵地。二是利用数字化赋能，创新线上线下移动化、个性化和智能化等交互协同模式，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推选宣传不同行业领域的榜样先进事迹，使受教育者沉浸式地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增强榜样教育的感召力和渗透力。

第一，营造家校社合力的良性教育生态。孟子主张教育“有如时雨化之者”，重视良好的教育环境熏陶。荀子认为“广教化，美风俗……辟公之事也”，认可教化的效用。我们应利用儒家教化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优化新时代榜样教育中家校社多重教化主体的育人环境。一是以家庭作为榜样教化的第一课堂，子女在家长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弘扬良好家风；二是以学校作为榜样教化的主阵地，通过开展各类校园文体活动，重点关照道德榜样及朋辈榜样对受教育者的健全人格的形塑；三是以社会作为榜样教化的实践场，通过各类榜样教育实践基地渗透榜样教育，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教师言传身教，社会正向指引，三方同向用力，教化的施行与环境熏陶的作用相辅相成，促使新时代榜样教育效果最大化。

第二，发挥偶像崇拜环境影响的独特优势。偶像崇拜现象对新时代榜样教育具有强大的精神推力，我们应转变榜样教育思维和观念，实现榜样与偶像的耦合与转化，达到偶像榜样化。一是科学合理选树偶像榜样人物，要进行辩证统一理性抉择，同时还应对事迹感人的偶像榜样进行感性打造，提升受教育者主动效仿和学习榜样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宣传偶像榜样人物的正能量价值引领。挖掘演艺界、体育界偶像榜样言行中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正能量引领示范。三是教育者应在教学中培养受教育者对偶像榜样的“理性辨别力”，从而达到延伸榜样的意义，实现新时代榜样教育立德树人功能的复归。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儒家教化思想中有益的文化基因和文明元素在新时代得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榜样教育构建的要素。我们应在现代文明和道德传统中坚持对儒家教化思想的守正创新，优化新时代榜样教育的路径，推动新时代我国特色道德话语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