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教育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数字教科书作为这一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中提出全面推动课程、教材、教学数字化变革，通过完善知识图谱，构建能力图谱，深化教育大模型应用，推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智能化升级，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同时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伦理准则，制定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筑牢教育数字化安全屏障，有效规避网络攻击、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问题。由此可见，数字教科书作为数字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在全面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构建新型课程形态和教学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促进学习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也需要重视数字教科书在改变传统教科书的存在与使用形态、带来课程和教学重大变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风险。随着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日益强劲以及数字教科书的进一步推广，数字教科书面临的伦理问题也愈发复杂。数字教科书和其他用书不同，它不仅在传递知识，而且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因此，如何在数字教科书设计阶段就重视相应的伦理规范，而不是等待出现问题后再去被动弥补，是数字教科书研发过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伦理价值前置到设计阶段，使数字教科书在开发设计阶段就能体现相应的伦理诉求，由此可以尽早避免因为数字技术的介入带来的伦理问题。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蕴含以下三重伦理。

一是教科书伦理。教科书伦理是指教科书在研发设计、内容选择与编排、出版和使用等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涵盖教科书承载的价值导向，教科书内容的科学准确、客观公正、多样包容，教科书编排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学过程的规律等方面。从设计的角度来看，教科书适切于教学、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是教科书伦理的核心要义。教科书不同于普通的阅读文本，而是用于教学的基本材料，其设计最基本的考量就是要适切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不论是内容结构、版面形式还是呈现方式的设计，其根本目的都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是数字技术伦理。数字教科书嵌入了数字技术，其设计必然要关注数字技术伦理，即数字技术在开发、使用和管理时应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如增进人类福祉、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等。其中，在技术研发设计阶段应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主动将伦理道德融入技术研发各环节，提升数据质量，增强算法的透明性，充分考虑差异化诉求，避免数据与算法偏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在教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在赋能教学主体、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优化教学评价、拓展教学场景的同时也悄然植入诸多风险。作为教学基本用书的数字教科书在融入数字技术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多种潜在的风险，需要通过数字技术伦理加以规避。

三是教科书数字技术应用伦理。这是数字技术在应用于教科书设计时所体现的特殊伦理，它内蕴教科书和数字技术的一般伦理，但并非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数字教科书设计中，以教学适切性和人的发展为前提，对教科书设计所涉及的数字技术进行伦理规范的设定，其宗旨是更好地服务于教学、促进人的发展。从伦理的基本向度上看，教科书数字技术应用伦理包含主体伦理、关系伦理、价值伦理、资源伦理和算法伦理。在进行数字教科书设计时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依据教科书的伦理规范以及数字技术伦理标准，把相应的技术与知识文本深度融合，并在内容选择、编排和呈现的设计中体现技术向善的理念，明确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确保教学活动的公平公正与隐私安全。

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之所以必要，一方面，教科书本身具有的伦理属性决定了数字教科书在研制、出版与使用的所有环节都必须重视伦理导向。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媒介，教科书承载着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伦理责任，在传播人类优秀文化、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使得数字教科书在提高其技术性能的同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风险。相较于传统教科书，数字教科书在提供海量课程资源、个性化学习体验、智能化交互、超越时空界限的教学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一些风险也潜藏其中。

如技术过度介入导致教学规范与责任伦理弱化、技术深度参与解构系统化知识体系、内容快速更新弱化了知识的深度学习及泛化了教学目标定位、数字化资源运用易导致泄露隐私和侵犯权益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具有内隐性、多变性和不确定性，若只是在教科书使用时才察觉到它的不良后果可能为时已晚，有必要在数字教科书的设计阶段就关注可能会出现的伦理问题，并在设计中嵌入相应的伦理价值，做到积极前瞻而非消极后顾，从而尽早规避数字教科书存在的伦理风险，更好地发挥其在教学中的育人作用。

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蕴含教科书伦理、数字技术伦理、教科书数字技术应用伦理，基于这三重伦理的交互作用与内在融合，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在进行数字教科书设计时，优先考虑的是教与学的需要，应用数字技术的目的是为更优质的教学提供充足的条件。“数字教科书是教科书家族中的一员，它的教学性、教诲性和合标准性使之区别于数字化资源。数字教科书是教科书，即教科之书、教学之书、教课之书，其产生与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为了教学、服务教学，基本特征是便于教学，是为了学生在学校、课堂、教师的引导下学习，也是为了在教学环境中的学习而作。”因此，数字教科书设计本质上不是技术驱动，而是教学驱动，是因为教学需要教科书用到数字技术，而不是为了迎合数字技术来改变教科书和教学。

数字教科书通过大数据存储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海量的开放性课程资源，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教科书信息资源封闭、受限的问题，使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了更多选择。然而，信息过多也可能会让学生紧张、慌乱、无所适从，甚至因为压力过大而对学习内容产生抵触情绪。此外，数字教科书智能化的互动功能虽然能为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提供便利的条件，但也可能导致师生之间必要的互动减少；数字教科书应用多媒体技术、屏幕触控技术、传感技术让学习内容有了丰富的表现形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但也有可能影响到学生的深度学习和持久的专注力；虚拟现实技术、云技术在数字教科书中的应用可以让学生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却也可能剥夺学生参与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对此，在进行数字教科书设计时需要遵循教学友好先行原则，在关注数字教科书不断增强的技术性的同时，不能遗忘其教育性、教学性，后者才是其存在的根基，并在教科书设计中引领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无疑为教科书设计提供了功能卓越的技术工具和手段，但这种工具、手段再强大也是为了有助于教学让学生发展得更好。因此，判断数字教科书设计是否优质的基本标准，不是看其用到了多少新兴数字技术以增强其功能，而是看其是否通过这些技术更好地达到教学育人的目的。

负责任创新原则是指数字教科书在创新项目的设计阶段就引入相关伦理，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让伦理事后评价转换成为伦理上游参与，让数字教科书从设计源头就关注所需承担的伦理责任。数字技术发展迅速，数字教科书研发会用到不断更新的数字技术进行创新，由于高新技术的复杂性，这些创新活动有可能会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后果，而如何能够在最大限度内降低创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好地消除其潜在的不良后果，是数字教科书创新性设计必须重视的问题。

在进行数字教科书设计时做到负责任创新，一方面，需要依据教育目的和课程标准明确创新的出发点和行动方向。数字教科书在学生学习和发展中意义重大，在设计中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目的，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能与培养人、发展人的教育目的相悖。同时，任何学科的教科书设计都需要依据相应的课程标准，作为国家指导性文件的课程标准对学科的教学目的和任务、知识的范围和深度、教学进度以及教学方式等都提出了基本要求，也为数字教科书设计的创新指明了行动方向，需要依据课程标准进行负责任的创新。若是创新违背了课程标准，那么创新的程度越大，给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带来的风险也会越大。

另一方面，对创新进行风险预测，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设计者依据课程标准和技术伦理规范对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并通过规划教学过程的不同情境、模拟各种教学活动的具体场景来预测创新项目对教科书使用的多重影响，据此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例如，利用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教科书创新性设计能够让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更加智能、便捷，但这种功能是建立在对学生各方面了如指掌的基础上，有关学生的各种清晰数据一旦泄露，就会涉及学生的隐私安全。因此，在创新性设计的同时就需要预测在教科书使用过程的哪些环节或场景可能会泄露学生的个人隐私，并对创新项目及时进行调整和有效控制，从而能够在最大限度内降低创新所带来风险和隐患，避免对学生造成伤害。

数字教科书是数字技术与教科书深度融合的产物，其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科专家、课程专家、学科编辑、技术专家等多方人员共同参与，相互理解和支持，共担伦理责任。这种共同参与不仅仅是基于角色责任的分工合作模式，不只是各自做好自己分内之事之后的补充，更是共同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由于在技术研发到投入使用的过程中，“设计师和使用者在立场、知识背景及技术认知上存在的差异，使用者在技术设计情境中的缺席等原因，技术设计与使用被天然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两者间缺少必要的联结，导致以功能为导向的技术设计无法满足使用者实用性的需求。”因此，数字教科书设计不仅需要作为主要设计者的学科专家与课程专家的协商，学科编辑与多媒体制作人员、用户界面设计师、软件工程师等技术专家的协商，更需要他们与教科书的主要使用者—教师和学生的协商。  

数字教科书是用于教学的基本材料，因而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使用体验至关重要。数字教科书的设计者应当详尽了解教科书使用者在教学中的真实体验，把教科书使用者的伦理价值作为设计的首要诉求，尽可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充分考虑具体的教学场域，通过详细征询使用者的意见来决定应该将哪些伦理诉求嵌入设计过程中，从而设计出教学友好的数字教科书。而作为使用者的教师和学生则需要多了解一些应用于教科书的数字技术的特点和功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教学需求和愿望，并与设计者共同协商如何在设计中以恰当的技术手段满足教学需求、达到教学目的。由于数字教科书的技术研发者与作为使用者的师生各自所熟悉的领域不同，在价值取向上有着不同立场，技术研发者擅长高新技术的运用但对课程和教学并不熟悉，追求数字教科书的功能多样和效率高超；而师生教与学遵循的是教学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更看重教科书的实用性和易用性，因而在面对同一问题时难免产生冲突。这就更需要设计者和使用者以恰当的方式展开平等对话与有效沟通以消除误解和冲突，共同承担起数字教科书设计的伦理责任。

以数字技术非同寻常的发展速度，数字教科书研发将会有更多新兴技术的深度介入，这意味着数字教科书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更复杂的伦理风险。对此，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字教科书伦理规范、采用价值敏感性设计、提升数字教科书设计者的责任意识、完善数字教科书伦理评价机制等实践进路，推动数字教科书健康有序发展。

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在实践中履行，首先要做的是构建相应的伦理规范，为数字教科书设计确定合理的伦理边界，使其在遇到伦理问题时有章可循。 

一是确立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的价值导向。数字教科书由于技术赋能其中而具有显著的技术性，但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教学来促进人的发展，因而教学价值、育人价值是数字教科书的核心价值。数字教科书设计要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出发点，在育人理念、内容选材、体系编排、呈现方式等各方面下功夫，“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贯穿于教材工作的各个环节，更好服务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代，技术价值已无处不在地影响到大众的意识。但不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功能有多强大，在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中仍需坚守教学价值、育人价值高于并引领技术价值。

二是制定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的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进行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的基本尺度，是根据价值导向对数字教科书设计过程进行伦理规制，可参照技术伦理设计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来设定。“自上而下”的路径是先确定数字教科书基本伦理价值，然后依此确定伦理设计的基本标准；“自下而上”的路径是先从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的具体需求出发，再寻找符合这些设计要求的伦理规范。不论哪种路径制定的价值标准都应具有一定的相容性，能够协调好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当下与未来的关系，以保障伦理标准在不同类型的设计中依然可以作为准则。

三是明确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的具体要求。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的价值标准确立起来后，还需要把标准转化为教科书伦理设计的行为规范。前者体现的是教科书和数字技术的一般伦理标准，后者则是依据标准确立的教科书伦理设计所遵循的具体规范。这一具体规范的确立不仅需要以教科书和数字技术的一般伦理标准为指针，还需要从数字教科书设计的基本特点、环节步骤、方法手段等方面把伦理标准细化为设计活动的具体要求。这些要求在确保遵循数字教科书核心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具有适度的弹性，能够为处在复杂多变中的伦理设计提供灵活的处理办法，同时也有助于对数字教科书伦理设计过程进行动态调整。

价值敏感性设计是指在技术设计过程中将伦理考量嵌入其中，以确保技术产品的设计符合相应的伦理规范，这一观点由芭提雅·弗里德曼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认为技术具有道德和价值含义，技术的设计应前摄性地主动考虑设计过程中的伦理价值，而不是仅仅在技术设计完成后作出反应。在数字教科书研发中采用价值敏感性设计，是将教学的伦理价值与技术的伦理规范贯穿于设计过程，使得数字教科书在实现其功能效用的同时，也能体现其价值规范和导向功能，并在使用环节能够稳定地发挥作用。

依据价值敏感性设计的“三重方法论”，数字教科书的价值敏感性设计可通过以下三个环节来进行。首先是建构概念，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分析所要纳入的伦理价值，对数字技术应用于教科书设计的背景、利益相关者、价值概念进行分析、识别和界定，阐明相关伦理价值如何在教科书设计时能够被成功地予以表达和贯彻。接下来是提取经验，对数字技术应用于教科书设计及其在教学中使用的现实境况进行考察，调查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师生在与技术互动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影响，分析技术工作者的设计意图与师生在教学中的实际使用之间的差异，为输入教学所需的伦理价值提供实证支持，也能让教科书设计者关注到某些不被重视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伦理价值。最后是选择技术，从具体的数字技术层面开展价值维度的分析和设计，关注数字技术在各种教学使用情境下的价值适用性，通过针对性的技术选择，使得数字技术在应用于教科书设计过程中能够支持事先所设定的伦理规范，从而实现其价值导向功能。

数字教科书设计者是否具有相应的责任意识是其在设计中能否采取伦理行为的前提条件。由于数字教科书是用于教学育人的文本，因而设计者不仅应承担教科书设计失误的“过失责任”，而且需要对学生身心健康与发展承担“合理关照责任”，履行“考虑周全的义务”，亦即设计者在数字教科书的设计环节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到多方面的伦理风险，理清数字技术与教科书设计和使用之间的复杂伦理关系，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充分的预测和防范，而非在出现问题后进行补救。这就对数字教科书设计者的责任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数字教科书设计者应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设计行为可能造成何种影响与后果，为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负责。一方面，需要提高伦理敏感度。由于数字教科在教学使用中产生的一些伦理问题具有内隐性，出现问题前可能没有明显的征兆，难以从直观上察觉和把握，因而使设计者在伦理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常常不是由于他们道德品质不良，而是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具有伦理性质的问题。而提升伦理敏感度能够让设计者敏锐地“看见”和“预见”数字教科书在教学情境中的伦理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对多种可能性进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采取符合伦理规范的教科书设计。另一方面，还需要增强伦理反思能力。数字教科书在使用过程中会处在不断变化的教学情境，其伦理设计也需要根据变化作出改变，这需要设计者对教学活动的特点和师生的教学需求有更多的了解，同时持续关注教学过程及其情境的变化并进行伦理反思，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到相关伦理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在教科书设计中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首先，研制数字教科书伦理评价的指标体系。数字教科书伦理评价是根据评价指标对教科书作出的价值判断，因而指标体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伦理评价的质量，进而对教科书伦理设计产生影响。数字教科书伦理评价指标体系涵盖教科书伦理、数字技术伦理、教科书数字技术应用伦理三个维度，需要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伦理诉求，在理清三者的关系上确立具体的评价指标。

其次，关注对数字教科书设计的前置性评价。前置性评价是对数字教科书设计过程的伦理评价，这意味着对数字技术的风险评估提前到了设计阶段，关注设计过程中各种因素对技术的不同作用。前置性评价对数字教科书设计具有建构性作用，需要把握数字技术对教科书设计的作用机制以及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数字技术的负面作用，澄清数字技术在教科书设计中的演进路径，从而有助于发现和诊断设计中的问题，及时修正和调整设计方案。

最后，构建数字教科书伦理评价共同体。数字教科书设计不仅有技术工作者，还有学科专家、课程专家、学科编辑等人员的共同参与，并且还需要教师和学生从教科书使用上对设计提出建议。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有必要构建伦理评价共同体，搭建展开充分对话的平台，让各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平等协商达成共识而非只关注自身权益而忽视其他群体的利益。同时对于评价过程中产生的价值冲突，评价共同体可以提供有效渠道及时澄清误解、消解矛盾，以满足不同价值诉求者的伦理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