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立德树人”的重要实现途径，其价值意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中国特色劳动教育的文化属性溯源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根植沃土和深厚渊源。”根据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哲学家张世英区分了人生的四重境界，即“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这四种境界在现实的人生中，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四重境界”审视《诗经》所蕴含的中华传统劳动教育意涵，是开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文化渊源，对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劳动之歌是《诗经》百科全书式主题中精彩的组成部分，不但翔实、生动地记录了先民们的劳动生活，而且深刻构建了中华传统劳动文化观念和精神，形成了以劳动“安身立命”的道德观和“各尽其分”的秩序观，涵养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诗经》风、雅、颂各部分均包含大量的劳动书写，其主要形态包括生产劳动、官吏工作和将士行役等，其中又以描写生产劳动的篇目最多，涉及采摘、稼穑、砍伐、狩猎、捕鱼、修建、制衣等先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诗经》中的劳动书写可见，劳动不但是人们获得物质资料的重要方式，而且人们往往在劳动中寄托情思，劳动成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基石。

首先，正面劳动书写中刻画和塑造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以《七月》《芣苢》《葛覃》等诗歌为代表，有的如一幅徐徐展开的耕桑劳作的长卷，有的则如一方隽永的劳动小品图。《葛覃》中的妇女由浣衣而追忆制衣的劳动时光，仿佛整个色调都是明丽的。方玉润称，“因归宁而浣衣，因浣衣而念絺綌，因念絺綌而想葛之初生，至于刈濩，以见一物之成亦非易易，而服之者敢有厌心哉？”主人公虽历经“刈濩絺綌”的辛勤劳作，但因美服的制成而“服之无斁”。朱熹认为“盖亲执其劳，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诚爱之，虽极垢弊，而不忍厌弃也”。时光流转，人以“刈濩絺綌”的劳动寓居于天地之间，生命的价值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中得以通达和丰盈。又如《七月》写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背景下手执懿筐的采蘩少女，《芣苢》写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对歌的劳动女子，她们莫不以劳动寓居于天地之间，在劳动中收获，也在劳动中走向宁静美好、从容自得的生命状态。

其次，侧面劳动书写中寄托和安放个体生命的情思。以《卷耳》《汝坟》《采葛》《草虫》等诗歌为代表，其主人公都是在采摘、砍伐等劳作中“感于物而动”，借劳动感怀抒情。如《汝坟》中写沿着汝河砍伐树枝的女子的思念，我们通常会讲，诗歌是以“伐其条枚”“伐其条肆”的劳动生活起兴，以引出所咏之事；但仔细品味就不难发现，诗歌中的“条枚”是指枝条和枝干，“肆”是指“斩而复生”的小枝，在时光的推移中，主人公日复一日的劳动与对君子的思念已经年矣！我们可以说诗歌是“以眼前的劳作起兴”，但正是“劳作”赋予主人公的情感以更为诚挚的内涵。这种诗风可谓影响深远，如《古诗十九首》中写“思君令人老”，以“努力加餐饭”收尾，可感可触的生活让主人公的情感得以承载，且切近而动人。《诗经》中即便写弃妇的《谷风》，在追忆昔日时光时，也能有底气地发出“毋逝我梁，毋发我笱”的感慨，是勤勉的劳动赋予了个体生命以基本的尊严和价值。

劳动赋予诗歌主人公以“安身立命”的道德观，不但妇女如此，《七月》中的农夫，《兔罝》中的猎人，《皇皇者华》中的官吏，《汉广》中的樵夫……男子同样在劳动中获得生命价值的体认。这种劳动文化观念是对中华传统“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弘扬和发展。如《周易·乾卦》象辞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天”“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一”，因此“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则自强而不息矣”。人不是靠“劳动”征服自然，而是借劳动在天地间获得“安身立命”的正义和道德，是劳动创造了人的生命价值。

《诗经》劳动文化还体现为一种具有价值取向的秩序观：人在天地间劳作，进而模仿天地自然的时空关系，形成以劳动“各尽其分”的秩序观，并以此构建人伦纲常和理想社会。

第一，基于生产劳动而构建的时空秩序观。如《七月》一方面在时间之维上，以编纪月令为章法刻画了一年来人们围绕“衣食”生产的辛勤劳动。“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这种时序观念源自先民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对物候及其对生产影响的观察与反思，并在收获中愈加强化和体认了这种劳动时序。另一方面在空间之维上，“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天时人事，皆因一草虫而起，人们则开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只有通过劳动智慧才能创立一方安身之所。如王安石所讲：“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内，男服事乎外，上以诚爱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养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时，其燕享也节。此《七月》之义也。”在自然时序的变化中，在草木昆虫的生息中，人们因感应自然时空秩序而构建起人类社会以劳动“各尽其分”的秩序观念。

第二，基于自然时空秩序而构建的社会秩序观。这种基于生产劳动而构建的自然时空秩序观念，一则体现为官吏在如农人般勤勉而有序的工作中绽放美好的品行。如《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刻画了一位忙于公务的小官吏，日夜为公事操劳。方玉润讲：“夫‘肃肃宵征’者，远行不逮，继之以夜也。‘夙夜在公’者，勤劳王事也……既知命不同，而仍克尽其心，各安其分，不敢有忽王事，此何如器职乎？”这种恪尽职守的状态，令人心生同情又怀揣敬意。又如《皇皇者华》刻画使臣策马驰骋、遍访民情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其中“咨诹”“咨谋”“咨度”“咨询”，写出了使臣工作的周全细致，忠于其事且不辱使命。二则体现为将士行役因违背劳动时序观念而充满忧思和不安。如《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在先民看来，“期”即“鸡栖于埘”“牛羊下来”的农事劳动的常态，而行役君子的“不知其期”则成为特殊变态，是令人惶恐不安的根源。

当劳动秩序观成为社会公认的正义，反之，“不劳而获”则成为人们谴责和讽刺的对象。如《伐檀》《硕鼠》诗歌等，批评了“不稼不穑”“不狩不猎”而占有劳动果实的“硕鼠”，发出“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反讽。

《诗经》劳动之歌构建的道德观和秩序观深刻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尚书·尧典》讲“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指出尧帝命令羲和氏根据天地变化规律作历法，指导人们从事稼穑的时令；《周易·乾》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即须遵循自然规律，万物才能各得性命以自全。可见，《诗经》所构建的劳动文化观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四重境界”观之，“欲求境界”的劳动旨在满足人的生存欲望，其自我意识的自觉和人生价值的获得相对有限；“求知境界”的劳动旨在探索客观世界，因掌握了一定知识和规律，人生自由程度提升了一大步；“道德境界”的劳动旨在唤醒和彰明人的社会责任，但因“应然”与“实然”尚存在差距，人的精神自由仍有一定局限；“审美境界”的劳动旨在以无功利的创造性劳动走向自我实现，完全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获得了精神的完满和自由。

《诗经》的中华传统劳动教育意蕴具有“四重境界”融合的特点，为实现当代劳动教育目的提供了依循路径，并深刻启迪我们以“诚实劳动”“对话精神”“责任担当”和“自我创造”开创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新境界。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存在于世界，首要面临的问题即是生存问题。人的吃、喝、住、穿所处的就是人生最低层次的“欲求境界”；但无论个体处于何种境界，“衣食所安”都是人生价值实现的基础，并伴随着人们追求更高境界的全过程。如《尚书·洪范》“八政”首先讲“一曰食，二曰货”，宋代蔡沉注解道：“食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食为首而货次之。食货，所以养生也。”可见，“从人的现实需要及相关利益出发，对劳动的理解实质是对人需要的理解，即通过劳动，人的需要得以满足”。正视劳动教育的“欲求境界”，即要体察“诚实劳动”的价值，并体认依靠诚实劳动自食其力、获得生命尊严的基本观念。

《诗经》中劳动教育的“欲求境界”，主要体现为通过诚实劳动谋求物质财富和由此获得生命延续的保障。以《七月》为例，诗歌以农事劳动为主线，一开篇即在“觱发”“栗烈”的艰苦环境中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诘叹，整首诗歌在漫长、紧迫、有序的不违农时的农事活动中走向丰盈、充悦的农事庆典，“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展现的是人在克服生存重压后的精神欢悦。但其实现过程充满着辛苦与忙碌，喻示着人在天地间生存的不易与艰难。“劳动出产着衣褐、食物，也练织出绚烂、酿造着醇香，而唯有着绚烂和醇香中，才真正闪烁、散射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光辉”，人们通过诚实劳动不仅谋求衣食所安的物质财富，而且将这种因果观念内化和塑造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又如《噫嘻》《丰年》《甫田》《大田》等表现“籍礼”的诗篇，“籍礼”是西周时期举行的籍田之礼，向祖先献祭以祈求丰收。这些诗篇的内容并非直接的祈祷，更多是描写耕种的忙碌，作物的生长以及收获的欣喜。《噫嘻》赞扬周王“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的美德，《丰年》歌颂“多黍多稌，亦有高廪”的丰收景象，《甫田》描绘春耕时“或耘或籽，黍稷薿薿”的场景，《大田》呈现了秋收时粮食“既方既皁，既坚既好，不稂不莠”的盛况。还有像《生民》等诗，虽意在颂扬先祖德业，却将更多的笔墨落在了后稷种植荏菽麻麦、收获秬秠穈芑的劳作事迹之上。这都反映出周人朴素的劳动文化观念，人们相信诚实劳动才会带来安定美好的生活，故而诚实劳动成为君子所当秉承的优良品格。

当代劳动教育中，我们应当首先引导学生以“诚实劳动”正视欲求境界，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尤其随着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很多中小学生难得有机会体会衣食的来之不易，故容易滋生怠惰的习气，这就需要我们在劳动教育中引导学生涵养“诚实劳动”的信念和精神，正视我们谋求“衣食所安”的生存需求，相信美好幸福生活可以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和实现。在具体课程实践中，可以以学生适当参与生产、生活劳动的方式，如种植蔬菜、编织手工、参与家务等，使学生在真实的劳动体验中，感受物质财富的来之不易，进而摈弃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等思想。进一步讲，“诚实劳动”的信念培养一定来自学生真实的生命实践，学校课程通过项目式学习、跨学科学习等综合学习的设计，有机融入劳动体验课程，使学生在劳动中感知生命存在的可贵和不易，共情并体认“诚实劳动”的意义和价值。

西方文化中“求知”的内涵主要是对客观世界的科学探索，而中国传统“求知”是指由把握天地规律而形成人生“智识”。如孔子讲“生知”“学知”“困知”等，皆偏重于“智识”内涵，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以“对话精神”开拓劳动教育的“求知境界”，是打开劳动教育的科学之门，是回归人的自我觉醒、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诗经》中劳动教育的“求知境界”，一方面体现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据统计，“《诗经》305篇，共记载动植物252种：植物143种，内含草类85种、木类58种；动物109种，内含鸟类35种、兽类26种、虫类33种、鱼类15种。总计至少在250种以上”。诸如《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等，皆源自先民对自然规律的缜密观察；《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周人根据地形高低、河道方向划定天界、建筑堤坝、挖掘沟渠；《大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表明当时已经有用火诱焚害虫的做法……《诗经》从风俗礼仪到鸟兽草木，从蚕桑绩染到狩猎耕作，向我们打开了生活的百科全书。另一方面，劳动的价值又不止于对“鸟事草木”的探索，而是在对话中从对象世界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先民们在采摘、制衣、捕猎等劳动中体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人生秩序，从而获得一种自我的确证和修炼，是一种彼此照见的对话关系。如《葛覃》关于制衣劳作时光的追忆，在葛叶萋萋的春日，只见“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王夫之称：“葛覃，劳事也。黄鸟之飞鸣集止，初终寓目而不遗，俯仰以乐天物，无惉滞焉；则刈濩絺绤之劳，亦天物也，无殊乎黄鸟之寓目也。”意思是说，人以“刈濩絺绤”的劳动寓居天地，就像黄鸟一般“无惉滞焉”。当人以劳动的方式与天地自然进行对话，既是对自然天地的求知探索，又是“物我一体”的文化建构。

这对于当下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的启示在于，我们既要注重学生认识具体的劳动工具、掌握相应的劳动技能，还要激发劳动中的智力发展，实现劳动教育的“对话性”的求知境界。具体来讲，当代的劳动领域涉及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各个方面，不同领域皆有着独特的劳动对象和劳动方式。以农事劳动为例，传统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产生了巨大变化，课程设计令学生参与体验农事劳动的同时，还需着眼于认识和了解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包含的不同科学方法和技术，以及背后不同的文化观念等。雅斯贝尔斯认为：“地球表面明显地呈现出机器的风景。人的生活在关乎过去和未来时，其视野非常狭隘，人失去了文化传统，并且丧失了对终极目标的追寻，人仅仅生活在当下。”通过深入认识传统和现代农业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观念，可以激发学生的反思和探索精神。因此，当我们以“对话精神”开拓劳动教育的“求知境界”时，也是引导学生反思重建劳动价值、培养劳动精神的学习过程。

中国传统“道德”的内涵，外在表现为责任担当，内在实现路径则为“诚意”。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关于“道”和“德”的理解，朱熹认为：“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中华传统“求知境界”与“道德境界”可谓彼此支撑，人们向外探索自然天地的规律，既是“求知”也是“求道”；人们“得之于心而不失”则既是“智识”也是“修德”。“求知境界”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境界”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

《诗经》劳动教育的“道德境界”，正是来自先民们对于自然之道的观察体认，而逐步形成的各安其位、各尽其分的劳动美德。如《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朱熹解释说：“言天生众民，有是物必有是则……是乃民所执之常性，故其情无不好此美德者。”这里的“物”和“则”即自然和社会的规则，而人“好是懿德”则体现为严谨恭敬、勤勉自省的劳动美德。《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在儒家看来，圣人“自明诚”，普通人则“自诚明”，实现道德境界的门径，莫过于“诚”。如《葛覃》中因制衣不易而“服之无斁”的劳动女子；《兔罝》中因严谨恭敬的劳动态度而可堪称国之栋梁的猎人；《殷其雷》中对待工作“莫敢或遑”的振振君子；《蟋蟀》中岁暮“职思其居”的瞿瞿良士……这些诗歌中的劳动者，正是在劳动中秉持“诚意”，而走向道德的光明境界。

尽管当代社会的劳动形态、劳动关系、劳动价值等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其背后的“诚”却是古今相通的。实施具有“道德境界”的劳动教育，关键是让学生树立“诚”的劳动意识，体察各行各业劳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对当代劳动教育课程设计的启示在于，学生在参与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是体验清洁工、修理工等职业，抑或采访身边的工程师、科学家等，需引导学生体认的是，尽管不同行业的劳动样态和责任各不相同，但以“诚”的立场而修炼“严谨而恭敬”的劳动态度和“勤勉而自省”的劳动品质，各行各业却莫不如此。这种劳动教育的“道德境界”带来的即是“敬业乐群”，人在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担负起劳动角色应有的责任，从而获得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由“诚意”走向“责任担当”的劳动教育，是中华传统劳动精神的核心特征，也是当下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备精神。

传统儒家教育中的“审美”教育，是指在“游于艺”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一种“优哉游哉”的人生境界。朱熹解释孔子的“游于艺”：“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这里的文采、方法、趣味等，都是生动活泼的教育法门。钱穆讲，“苟单一先提‘志道’大题目，使学者失其依据，无所游泳，亦病矣。”可见，当代劳动教育中融入“游于艺”的审美境界，是走向人与自我和谐境界的重要途径。

《诗经》劳动教育的“审美境界”，体现为人们通过“游于艺”的劳动实践获得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情感，从而实现“自我创造”的存在性价值。《诗经》的劳动之歌，皆以文辞和声乐之美见长。“文辞”主要体现为“赋比兴”，“声乐”主要体现为重章复沓和韵律。在“赋比兴”等诗性表达中，诗歌主人公劳动的艰辛得以疏解，并在“声乐之美”中获得精神的愉悦。如《芣苢》采用“敷陈其事”的手法，以反复咏歌的方式呈现了劳动妇女们“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劳动场面，如方玉润讲：“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本来是枯燥的采摘劳动，但通过诗歌咏叹唱和的方式，让这幅田园劳作图充满了审美的愉悦。又如《七月》末章的岁暮庆典，“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回顾一年的劳动，每一份艰辛最终都在节日的祝福和颂歌声中，渗入劳动者无功利的审美情感，镌刻在“自我创造”的存在性价值的肌理中。

当下劳动教育往往缺乏“游于艺”的审美境界，往往视“劳动”为艰辛的、乏味的，或应然的、道德的。劳动何以产生“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由此提出人的“诗意栖居”：“始终处于自由之中，这种自由把一切都保护在其本质之中。”“栖居”的前提即审美。设计具有“审美境界”的劳动教育课程，须关注学生劳动实践中审美要素的发掘。如在学生劳动实践中嵌入劳动歌谣的传唱、劳动文学的诵读、劳动技艺的审美欣赏等，尝试通过艺术创造的方式，如音乐、绘画、手工、诗歌等发现和表现劳动之美。只有当学生在课程中体验到劳动的“审美境界”时，才能真正体认劳动创造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仅停留在“欲求”“求知”“道德”境界的劳动教育，其价值仍然被“外在”世界的光芒所遮蔽；只有当学生进入无功利的“游于艺”的劳动审美境界时，劳动的形式、内容、结果等，才可能成为对学生生命意识的唤醒，达成对个人价值的真正体认。也为杜威所讲的根深蒂固的“劳动和闲暇”的对立，提供了弥合二者鸿沟的可能，这也正是劳动教育蕴含审美境界的重要意义。

对于劳动教育的“四重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的实现，均是建立在劳动“欲求境界”的价值体认之上的，因此，我们在以“诚实劳动”正视“欲求境界”的同时，还须以“对话”“责任”和“创造”的方式融入“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当以“四重境界”的融合观照当代劳动教育时，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劳动教育“立德树人”的旨归。

《诗经》劳动以育人、劳动以成人的中华传统劳动教育意涵，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过时，相反，其精神内核及其实现路径等，在今天“立德树人”为旨归的劳动教育中，仍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示。

杜威曾提出西方劳动教育目的与价值根深蒂固的对立问题，形成了“为有用劳动做准备的教育和为闲暇生活作准备的教育。”杜威认为，这源自希腊以来社会阶层区分，以至于将自由教育视为可以免于劳动的阶级的教育，而将职业技术教育视为为谋生而劳动的阶级的教育。西方教育的这种对立，本质上是将“劳动”视为不自由、缺乏创造性的谋生手段甚至是一种奴役，因此，劳动毫无身心的愉悦可言。杜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劳动自谋生计和有教养地享用闲暇的机会这两种功能平等地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民主进程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具有从事自由的、创造性劳动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劳动教育理应回归目的和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劳动是人的根本属性，因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对此，檀传宝认为“只要是自由劳动，就没有人会厌恶或故意逃避，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共产主义）中，劳动则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论述，打破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将劳动视为不自由的奴役的观念，并赋予“劳动”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根本特征。在劳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维度上，指向劳动教育目的和价值的统一，成为我国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石。

无论是杜威指出的劳动教育和自由教育的割裂，还是马克思视自由、自觉为劳动的根本特征，其共同意义在于打破劳动目的和价值的割裂，并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旨归上达成统一。相较而言，从《诗经》所蕴含的“四重境界”相融合的中华传统劳动文化精神来看，劳动目的从来都不是外在于人的价值而存在的，劳动者以劳动获得安身立命的物质资料的同时，也是一个对话性的求知过程、一个树立责任意识的道德过程、一个获得自我创造性存在的审美过程。因此，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华传统劳动文化观念时，其“劳动以成人”的目的和价值具有天然的统一性，成为发展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可鉴之资。

纵观《诗经》的劳动之声，鲜有对生产劳动的苦怨和叹息，从事生产劳动虽然辛苦，更多的却是由此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如《七月》于岁暮庆典之时回溯一年来的辛勤劳动，“回味中有一点感叹，有一点忧伤，但更多的，却是和厚，宽宏，乐天知命的憨朴”。即便是官吏工作也是在“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怙”的矛盾中，彰显古代君子的责任与担当。至于将士行役的叹息之声，则更多体现了因战事而违背劳动秩序观念时人们的深切忧思。《诗经》中具有质朴而智慧的劳动文化观念，正如刘铁芳论及的劳动教育的古典意蕴：“其核心就是引导个体以劳其身体的方式，踏踏实实地立于大地之上，切实地融入家庭、社会之中，融入踏入之中，在个体生命诗性打开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在世的基础而根本性的存在。”因此，《诗经》中的劳动之歌葆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朴质直的劳动文化观，即人通过劳动寓居天地之间，实现安身立命的劳动价值的同时，又在劳动中养成“严谨而恭敬”的劳动品性，构建“勤勉而自省”的君子人格，价值与目的并无二致，体用一如。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实施劳动教育，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挖掘劳动在树德、增智、强体、美育等方面的育人价值。我们认为，劳动实践不必然具有教育性，尤其是那种缺乏自由和自觉的劳动；要实现劳动的教育价值，须“让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实践与德、智、体、美诸素养的培育建立自觉、自然、有机的关联”。换言之，正如《中庸》所讲：“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劳动教育并非外在于“人”的发展而开展体力或脑力劳动，而应遵循“立德树人”方针，以五育融合的方式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回到杜威所提出的“自由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对立问题，其中，为生存和职业而开展的劳动教育的价值追求，更多强调满足人的物质性的“欲求境界”；为闲暇和自由而开展的免于劳动的教育，则更多强调形而上的人的精神层面的“求知”“道德”和“审美”境界。这种对立可谓今日犹存。为了打破这种对立，杜威提出“人的正当生活”概念，教育则需要“把自由培养和有效地愉快地参与生产性作业的能力协调起来”。这种指向“人的正当生活”的教育，即以自由教育和劳动教育相融合为根本实现路径。

基于《诗经》“四重境界”相融合的中华传统劳动文化观念，我们强调“五育融合”观照下的劳动教育实践方式。劳动教育“四重境界”为新时代劳动实践中注重智育、德育、体育和美育的教育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进一步追溯其理论渊源，《诗经》“四重境界”相融合的劳动教育意蕴，源自以孔子为代表的先哲们对通过“诗”培养“君子”的教育淬炼与升华。《诗》最早作为民间歌谣和庙堂乐歌，经孔子“删诗”而列入“六经”，整体体现了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培养“君子”的教育思想。其中的劳动之歌进入“诗教”以来，便兼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和属性。

以“国风之始”的《关雎》为例，其中包括对采集荇菜等劳动的歌咏，引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恭俭庄敬的“礼”的教育，引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广博易良的“乐”的教育，引发“思无邪”的温柔敦厚的“诗”的教育。其中采摘荇菜的“流之”“采之”“芼之”劳动教育，亦升华为生命教育、智育、德育以及美育的融合，彼此融会贯通。又如《大雅·生民》篇在盛大典雅的“诗”“礼”“乐”教的融合中，凸显了祖先后稷“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的劳动美德和劳动价值。因此，在五育融合的视域下实施劳动教育，才能让劳动实践融入安身立命的生命教育当中、融入对话真理的智育当中、融入指向诚信恭敬和责任担当的德育当中、融入充满愉悦的无功利的美育当中，真正实现劳动教育培养时代新人的旨归。

综而述之，《诗经》所蕴含的中华传统劳动教育思想，是我们今天实施劳动教育弥足珍贵的精神沃土和文化之魂，其所具有的“四重境界”相融合的劳动教育价值追求，更是为我们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提供指导和借鉴。当代劳动教育须以传统主客一体哲学思想为基础，在体现劳动满足衣食所安的“欲求”境界基础上，同时获得求知、德性和审美境界的追求。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这正是《诗经》所体现的中华传统劳动文化教育的高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