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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价值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共同富裕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经济体系建设，并公平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好的教育能够提升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变革被视为必需品的现代社会，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多主体自由参与、上下互动、颠覆式创新治理模式的可持续变革过程，旨在“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有效确保教育发展适应共同富裕的经济逻辑。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政策，深入推进教育治理和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社会共同富裕供给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

以教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也是时下理论研究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基于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教育投入及管理机制探索、适应共同富裕要求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以及乡村教育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模式创新等方面。学界对教育治理与共同富裕进行了多维探究，但鲜有研究从经济视角宏观分析两者的耦合关系，未能关照教育治理实践中存在的教育经济功能弱化现象。优绩主义的教育治理模式导致教育深陷内卷化漩涡与教育评价中的“指标陷阱”，制约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培育。筒仓式的单向度管理弱化了治理主体的多中心趋势，造成教育对接社会经济发展核心链条的脱节。教育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抗性冲突又压抑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基于此，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教育治理现代化善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亟须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经济逻辑，纾解教育治理实践中的顽瘴痼疾，构建行之有效的作用机理和实践进路。

面向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加富裕、愈加美好的共同愿景，教育治理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治理理念、以教育共同利益为治理目标、以协同共治行动为治理机制，在延宕变幻的现代化进程中寻求善治的锚定点。共同富裕秉持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集体智慧做大社会经济“蛋糕”、以共享发展分好“蛋糕”的经济理念，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存在耦合性。二者兼具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人本理念，同构基于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共建共享发展和协同创新的实践形态（见图1）。

人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社会发展的应然状态，更是教育治理现代化驱动教育由外延式发展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基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伴随着“固态”现代性的解构与“流动”现代性的生成，经济结构中的脆弱性、复杂性、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经济活动不能被“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了的，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们，没有任何智力技能的发挥”。为应对瞬息万变的现代性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培养现代化的人，培养现代化经济体系所需的创富能力和个性品质，使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现代化的转变，成长为具备前瞻素养和高阶能力的“现代人”。

本质而言，共同富裕是通过调控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环节所达到的社会经济状态，其标志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使每个人获得创造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在复杂经济环境下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和谐发展。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追求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前提，旨在使所有人成为具有“发达的生产力”的“现代人”，避免在消费社会中被同质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异化物”。这意味着共同富裕不以收入及消费平均数粉饰人与人发展之间的差距，而是赋予每个人走向物质富裕、精神富足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同样地，教育治理现代化也将人的现代化作为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关注人自由选择未来生活的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进而培养“现代人”并使其充分参与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洪流之中。

无论是共同富裕所追求的生产力发展，还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由“共治”求“善治”的价值目标，均围绕以集体智慧创造社会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构想更公平、更有质量的经济发展愿景。后工业社会引发的知识爆炸持续变革着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经济结构，教育若仍作为效率至上的劳动力生产机器，在单向度的管理计划下批量生产同质化的劳动者，必然难以适应知识社会的迅速转型，出现人才“过剩”的永久性失业危机。

“过剩”的人“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的。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变得不再必要”。而共同富裕追求的是人民各得其所、共创福祉的大同世界，通过汇聚所有人的集体智慧，消除后工业社会滋生的内源性贫困。教育治理现代化也同样强调关注社会共同利益，将教育作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福祉，旨在深化教育改革、适应经济转型、共创社会财富的集体智力，实现教育共同体创富致富的共同愿景。

这种集体智力意味着两种能力：“一种是不断增大的、开发人们的多种智力的潜力；另一种是通过分享、合作与建立信任，将获得智力的能力集中起来的潜力。”对此，教育治理现代化旨在通过教育之善激发人们调动和汇集集体智力的能力，发挥集体智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繁荣。后工业时代远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丽新世界，“尽管我们的时代出现史无前例的繁荣（繁荣还总是不均衡），我们的社会仍然缺失乐观精神……从经济层面看，世界内部正在四分五裂。捍卫启蒙价值、保卫生命世界，绝不是一个个体能独立完成的，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为此，共同富裕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均选择以集体智慧作为共同利益追求，并以此为目标，开创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精神境界不断提高的崭新时代。

共同富裕与教育治理现代化在实践路径选择上高度相似，都直接引导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变革与高效运行，促成多主体协同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社会制度是生产力高度共享发展的根本保证，能牵引教育、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各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和协同发展，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全面的社会条件。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系统中的各子系统间以自组织的形式产生协同作用，如嵌合的齿轮一般呈现出复杂的关系结构。因而，面向共同富裕的机制设计需要使经济社会结构中散点化的子领域、子系统形成协同联动的共享发展格局。教育治理现代化也要求通过多主体协同共治，构建有利于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创新机制，协调教育与市场、自然、社会、国家的多元协同关系，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协同善治。多主体间的关系也由工业社会“教育计划”的单向关系，转向贡献正义驱动下的多中心互动责任关系。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降临，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日趋成为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中流砥柱，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够发挥教育推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善意能量，优化社会经济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基于其与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机制的耦合逻辑，教育治理现代化通过优化教育与美好生活的关系，驱动人力资本、精神资本、社会资本的持续生成，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塑作用于共同富裕经济逻辑的内在机理（见图2）。

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人类创造财富的重要生产要素和各种经济资源总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教育的经济功能也主要体现在特定资本的积累与创造上，教育治理现代化意在通过理性设计和机制保障，充分发挥教育促进资本良性生长的积极作用，持续提供新质生产力，筑牢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人力资本、精神资本、社会资本是与教育最为相关的资本形态，均需依托教育治理现代化带来的创新变革，共同构成实现共同富裕所需的资本环境和经济基础。基于人的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够推动教育为经济社会提供高素质人才，在善治的保障下使人力资本始终朝向共同富裕的方向高质量发展。基于共享发展的机制革新，教育治理现代化恰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格局，改变散点式的教育资源分布，实现精神资本跨区域、跨时空、跨学科的协同创造。基于多元共治的主体关照，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够调动多方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将人力资本和精神资本吸收到社会整体关系的再生产之中，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目标构建社会资本良序发展的生态系统。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通过治理机制的更新完善，促进教育发展达到卓越状态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必然指向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即每个个体获得智识能力和实质自由的高质量提升，具备适应现代化社会经济生产的知识技能和文化水平。

人力资本是附着于个体人身上并伴随人的自由活动而自发生长的资本要素，威廉·配第、舒尔茨等经济学人阐明了人力资本与教育的必然联系，将教育作为生产人力资本的动力源。在人力资本理论框架下，教育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对此，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够指向人的现代化的目标，促使人才培养模式由盲目追逐人力资本的数量增长转向寻求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尤其对于基础教育治理场域，强调通过政策引导、社会监管、强化教师队伍建设等治理手段，推动实现优质均衡目标，从而缩小人力资本的质量差距，促进共享基础上的共富。

教育治理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构想的是一幅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的未来图景，推动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在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轴的工业大生产时代，教育治理的经济目标限制在通过专业化教育将学生塑造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军”，致力于规模化培养未来从事某一劳动的人。当下，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使原有教育模式创造的人力资本迅速贬值，“现在的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它已经学会了在减少劳动力及成本的同时增加利润和产出”。这就意味着教育治理现代化要从人的现代化入手，使教育足以培养适应知识经济创新发展的现代化人才，增强其解决系统性复杂性问题的横向素养，推动人力资本跨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教育治理现代化通过实现人力资本的“质变”和“增值”，保障每个个体在工作世界中的实质自由，使其获得超越某项专门工作的可行能力和意义体验，全身投入追求共同富裕的行动之中。

教育治理现代化为知识产品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创造提供了制度化的治理框架，使精神资本在教育共同体中持续产出，积聚共同富裕的精神财富。教育治理不仅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再生产，更能在多元化教育活动中厚植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和知识基础。知识经济时代，物质要素和货币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渐弱化，转而强调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精神资本，依赖知识资源的共享与创新实现知识产品的转化，以科学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促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够统筹协调教育资源的配置，促使知识资源由散点化、不平衡的碎片化分布转变为协同化、共享式的组织生态，通过城乡间、地区间教育协同发展推动知识生产的扩大化和资源的共享化。

面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够重塑育人机制，变革教育机构定位，创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产品和集体智慧。教育治理现代化肩负后工业时代教育高质量变革的重任，能够赋予教育机构开发集体智力的环境，鼓励教育中的人在充盈共享精神和共同价值的教育氛围中创造更多的智慧方案，疏通我国经济转型的堵点、难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组成的国内循环越来越顺畅”。教育治理现代化通过优化学校教育活动将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交际活动变成一种德行，我们还需要把相互依赖和交际活动，变成后工业社会最突出的特点，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信息、知识和终生学习为基础的”。这种治理模式使精神资本在共享过程中实现快速“生产—交换—再生产”的知识创造循环，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精神文明的润养，实现精神资本生产和分配的帕累托最优。

教育治理现代化内蕴社会参与教育事务的多主体观，因而始终朝向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目标，通过良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协调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动个人资本向社会总资本的可持续汇聚。社会资本流动于全体人互惠共生、协同参与组建的组织生态网络之中，布迪厄将其定义为制度化社会关系网络整合起来的资源集合体。教育长期被视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途径，决定着社会资本的生产与流向。教育治理现代化将个体串联为充满互信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网络，不仅便于个人资源向社会资本的汇聚，还可以促使治理主体将关注领域由个人利益拓展到休戚与共的人类未来，促进个体人的“各美其美”汇聚为全体人的“美美与共”。以此为基础，社会资本能够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聚集，在经济社会的各环节充分释放可持续发展活力，通过“善”的教育赓续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热切向往的精神血脉。

教育治理现代化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资本的高效积累和价值创造，更能够增强每个人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可持续地再生产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反映出生产者与客观条件的有机联系，暗含特定的生产关系并能够通过教育进行再生产。无论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抑或精神资本及物质资本的创造，最终均汇聚于社会资本流动生长的教育关系网络，成为正待高效利用和再生产的资源要素。教育治理首先能优化教育资源要素的分配和共享，促进社会资本的良性运转和社会产品的高效产出。再是能够调节教育发展的目标规划，提升每个人创造、共享、利用社会资源的可行能力，从而“与其他社会成员紧密联系起来，产生团结感，便于采取集体行动来促进变革和创造可持续性文化”。

诚然，教育治理现代化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和谐，但在实践中仍盘踞着诸多顽瘴痼疾，阻滞教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为避免共同富裕成为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的梦想，有必要精确诊断教育治理现代化赋能共同富裕的现实障碍。

优绩主义使教育治理陷入对绩效的迷恋，愈发追逐教育质量指标而忽视有灵魂的卓越，从而粉饰与共同富裕相抵触的先天不平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构想了这样一幅图景：通过教育高质量发展带来人力资本的持续繁荣，夯实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但在优绩主义的主导下，教育治理容易推崇指标意义的数量提升，使更多的学生增加教育投入以竞逐有限游戏的胜利，而忽视精英与大众在教育结果层面的差距，使一部分人纵使在教育竞争中占据优胜却不能在工作世界中取得更高的报酬。“全球劳动力市场充斥着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低成本劳动者。目前，我们根本不是进入了一个‘人力资本时代’，因为人力资本时代，个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功以及整个经济体的成功是依赖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广泛地、有效地对自身的投入，而当前的实际情况却是人力资本必须遵从于回报递减的法则。”教育治理现代化若无法逃脱优绩主义的束缚，将不平等归咎于个人努力的后果，未能切实扩充每个人的实质自由，就会与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渐行渐远。

当前，教育治理实践中存在一种对简单化的期待，即追求一劳永逸解决复杂性教育问题的最简方式。这使治理主体过度关照特定教育场域，无法深掘教育与经济社会深层次的松散耦合联系，随之而来的还有复杂性系统的风险。此种境况下，“不安全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都陷入了一个取消控制、灵活多变、充满竞争和普遍存在着不确定性的流动的、不可预料的世界”。面对校社趋向融合所涌现的复杂性，教育治理主体往往会产生沉重的存在性焦虑，试图以简单化的手段处理教育与经济社会多态性的共享关系。一些治理主体甚至将治理活动闭塞于学校内部，未主动与企业等社会组织进行深度融合。譬如，在针对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治理领域中，学校仅囿于召开学生大会、家长会、校企座谈会等宣传性的活动，未能真正使教育与经济社会有机接触，导致校社共享合作流于形式，难以关照共同富裕的经济需求。

扁平化的敞开式治理网络是社会资本朝教育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汇聚的理想条件，而时下筒仓式的治理结构将个体置于箱格化的空间，有碍于多主体民主共意和集体智慧的形成。单向度的教育治理讲求的是命令式的“硬实力”，而非建立在多元共治民主协商、互信共治基础上的“软实力”，难以唤起社会各主体致力于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责任自觉。

一方面，这极易导致部分主体没有或不能参与到教育治理活动之中，不仅无法贡献自身的多元智能，更无法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这部分主体会游离于教育共同体之外，久而久之便产生教育鸿沟，难以共同奔赴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教育治理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是全局性、全民性、全域性的系统工程，不能缺少多主体的协同共治及其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筒仓式治理结构缺乏解决复杂性问题的韧性，难以构建和发挥集体智慧，反而“因为相对封闭和僵化的组织特征，及时识别并理解风险信号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加明显”。

处在通往共同富裕美好未来的十字路口，教育治理现代化须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行动，使教育主体免于沦为“一个旨趣相异的碎片化的公众，实际上是听任一种不可逃避的、走向工具理性支配性命运的摆布”。善治指向一种良善的治理关系，意味着各主体在追求整体向善发展的过程中协调好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基于共同富裕的善治实践理应促进多主体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打造做大“蛋糕”的共建合力，又形成分好“蛋糕”的协同机制，全要素驱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精神和物质资本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开辟共同富裕的共建共治共享道路。

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已从早期的模仿追逐阶段转向创新要素驱动的现代化阶段，培养自觉投身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成为达成共同富裕经济目标的必然之策。为此，教育治理现代化理应围绕人的实质自由发展，建立起服务创富型人才高质量培养的治理体制，从根源上增强人力资本创新活力、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

一是要共建创富人才的孵化制度，培养崇尚贡献正义和共富精神的现代人。贡献正义是一种超越狭隘个人利益、追求美好生活的现代精神特质。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秉持贡献正义，突出培养多态性创新人才的创新力和量子思维，优化政府宏观政策指导并创新学校培养方案。宏观层面，政府应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凝练的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坚持奉献精神和共富理念的鼓励方向，统筹规划经济发展所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学科制度、课程标准、教材体系等。微观层面，对于学校而言，要求积极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探索和育人制度创新，增强学生的可行能力。譬如，大中小学可制定基于创造力培养的科学量表和动态评价标准，并针对育人实践中示范性、标杆性的事迹设计评比方案和表彰制度，为师生实施创造性教学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是强化基础教育治理，强化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协同育人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并非“掐尖”式的精英模式，抑或考验知识堆砌量的竞技，而要使教育在调动全员的知识创新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上，促进拔尖创新人才的自然涌现。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要提升跨界治理能力以巩固基础教育基点作用，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联同城乡中小学、师范院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企业等主体试点建设拔尖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创新特区”。尤其是要推动城乡间、区域间基础教育治理协同发展。多元治理主体应通过教师轮岗和学生交流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合作，规划一批东中西部地区协同育人基地、推出一批城乡中小学校长期合作项目、打造一份家校社协同育人范式。尤其是对于尚存短板的乡村学校，治理主体要积极“营造城乡教育合作氛围、提升城乡教育主体合作能力”。

教育本身并非直接生产劳动力和纾解系统性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需要紧密对接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端，促进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擘画以善治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重新构想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必须将教育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通过教育治理现代化主动对接经济主战场，推动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治理，创建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的共同体。

一是力推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共建，贯通精神生产与物质财富的螺旋创新渠道。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将学科集群打造成为经济创新策源地，强化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学科制度、优化调整学科布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教育治理过程应敢于试错并持续探索学科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协同的最优体系，广泛吸收产业前沿动态、经济发展趋势、社会民生需求等综合性信息，确立更具比较优势的共治思路，组建有真需求、真供给、真政策的共同富裕联合体。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应在知识螺旋式创新的基础上探讨更为深入的合作方案，尤其是立足知识治理，建设“知识+学科+产业”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共享基地，推动学科与产业、大学与城市基于知识共享的跨界合作和有组织创新，根据集群分布情况打造“环大学知识经济带”和“环产业知识创新圈”。

二是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的共同体，筑牢松散耦合、互动共生的治理组织生态。后工业时代，知识生产模式III主导的教育治理要转向广域开放的多螺旋形态，将政府、企业、学校等社会主体攒聚为松散耦合的治理共同体，贯通合作创新渠道以扩充产学研交融合作的公共地带。政府建立健全保障产学研良序合作的鼓励性、限制性政策，在观念层面加强政策宣讲，在实践层面推动建设学校、企业、科研院协同合作的协作孵化平台，设立专门机构引导多主体的教育治理行动。学校与企业要主动探索和规划合作框架，自发组织校企合作洽谈会以共商产学研深度合作事宜，仔细推敲合作中可能存在的痛点和难点，着重培育双方的优势和亮点，共建包容开放的产学研深度合作组织，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术组织、企业组织、学校组织之间应建立互信互利、互学互鉴的多边合作关系，赓续多螺旋知识生产合作的创新规范秩序，创造性破坏不利于深度合作的旧传统，有组织提升产教融合组织的试点建设和“头雁效应”。

为绘制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教育治理现代化理应面向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全局，通过多主体协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善治行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社会契约。

一是创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共享系统，制定“先富”带动“后富”的协同治理框架。新的教育治理社会契约要协调教育资源的公平共享和合理配置，通过好的教育有针对性地增强经济社会弱势群体的技能、禀赋和共富能力，进一步提升每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和幸福感。多元治理主体要发挥自身优势并汇聚集体智慧，各尽所能地为激发教育经济功能献计献策。政府可通过政策倾斜和协调资源配置为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发展空间；学校要根据学生异质性的发展特点着力提升教育质量；企业、社区、家庭等主体应积极参与教育治理行动，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优势效能，通过捐助等方式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尤其是在教育中处于“先富”地位的主体要坚持共同富裕理念，在善治机制的激励和保障下与“后富”群体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二是厘定社会多元治理主体责任边界，以良善竞合关系弥合利益分歧和价值冲突。教育治理现代化要为多元主体提供沟通协商的渠道，如建立多主体长效对话机制和监督体系，经常针对教育领域中的焦点问题召开协商会议，同时向社会聘任兼职教育治理监督员。多主体在协商中需要形成平等合作关系，理应“为政府在教育治理中所应让渡的权力建立权力下放清单，采取教育立法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政府、学校和社会教育管理权力的范围”。数字时代，元宇宙为教育治理构建了一个虚实相融的空间形态，覆盖教育领域中的所有数据，“打破城乡区域隔阂与社会阶层的枷锁，将更多的弱势群体纳入其中”。多主体需要合理开发和科学运用元宇宙技术，在虚拟空间进行教育发展规划、调控教育公共产品分配、开展数据治理探索，并在现实情境中给予及时性、便捷性的治理行动和监测反馈，以高度开放共享的元宇宙空间容纳教育治理的多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