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9日至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以下简称“五个重大关系”）。

教育强国建设是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构想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工程，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式，明确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关系是有效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202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规划》）中正式将“五个重大关系”与教育强国建设中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目标相关联，指明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是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关键工作要求，这也表明，政策层面对“五个重大关系”的理解并非局限于方法论或实践论之内，而是通过辩证思维统筹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和突出问题，以教育改革中原固有的、现突出的关系为核心持续把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贯通教育强国建设。

对“五个重大关系”的把握是对我国教育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全面理性统辖过程，以系统观念处理“五个重大关系”则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解决之道。在面对“五个重大关系”的定位问题时有研究者指出，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是突出我国教育的政治、人民、战略属性的内在要求，该观点属于哲学研究者中的“必然性”范畴，即“五个重大关系”是存在于教育发展过程中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因素；也有研究者指出，“五个重大关系”实则是在把握教育的政治、人民、战略属性基础上从教育改革的规律和特点出发创造性提出的改革方法论，该观点属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立场，即以处理“五个重大关系”为方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还有学者指出“五个重大关系”的提出有其哲学、历史与实践基础，“五个重大关系”虽不是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全部，但却重要，在理解其内涵时不可简单地均以“辩证统一”或“统筹兼顾”来泛泛而谈。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五个重大关系”并非教育发展中的静态框架，而是教育发展中应被优先处理和解决的关键关系。因而，“五个重大关系”不可被化解为单一的方法论基础或实践性要求，对其理解应复归于其所产生的独特社会背景之中，从所具有的时代使命出发，循证其所含的内在逻辑，充分认识到“五个重大关系”所揭示概括出的教育发展领域中的多重目标与复杂矛盾以及其所留有的探索空间，创造性地构建新的破解思维和发展路径。现阶段，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这一历史成就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教育事业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全面提高了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在已有改革基础上持续锚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分析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大关系，理性而深刻地认识“五个重大关系”在拔擢教育体系过程中的时代使命与内在逻辑，以系统化思维构建“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的发展理路急迫且必要。

《规划》的出台正式将“五个重大关系”纳入教育强国建设工作要求之中，这表明“五个重大关系”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教育发展现状和世界教育趋势总体把握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是对未来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教育强国建设中所需平衡主要关系的全面概括。这一内容并非仅是实践层面的指导，更是顶层设计、思想转换和实践行动的全面统整，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关键性定位和重大时代使命。

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的首要使命是以教育为抓手全面深化国家统筹布局观，联结教育发展内外部关系，发挥教育强国建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

《决定》以统领式整全思维擘画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各行各业所需关注的各类关系，以顶层设计形式筹谋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问题。之于教育改革领域，《决定》中所呈现的各类关系被具化为相互关联的五大教育关系，“五个重大关系”的提出是国家统筹布局在教育改革领域的进一步聚焦。因此，“五个重大关系”所解决和突破问题的过程就是深化国家统筹布局观、提升全球教育发展事业的中国力量的关键支点。习近平指出，我国教育具有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五个重大关系”首先锚定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宏观问题，尤其是在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宏观政策部署与结构调整方面的联系问题。

换言之，“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便是以系统性思维在国家先行战略部署与人民教育需求中探求新的生长点与平衡之道，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助推作用，在知识与发展、人才与社会、规范与活力，以及本土与国际等重大教育关系中找到新的发展之路。

同时，“五个重大关系”以深化国家统筹布局观的形式聚焦并揭示了在世界范围内教育发展的共性问题，为世界教育贡献了中国智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优先考虑短期利润和提倡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与贪婪的个人主义、竞争性和缺乏同情心紧密相联，而这正是全世界许多社会的特征，此类特征下的教育体系向人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短期的特权和舒适比长期的可持续性更重要，教育缺乏了在公共生活和个体发展之间的平衡之道。

而“五个重大关系”的提出则厘清了教育变革进程中微观需要、中观结构和宏观战略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从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特征”的特殊实践出发，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所蕴含的内部关系，并以整体性、联系性、循环性和非线性的系统观念分析出各级各类教育中存在的关系问题，为提升全球教育发展质量贡献中国力量。

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还在于以一种全面、多维的视角擢升对教育的系统认识，在明晰教育与其他社会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持续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建设之路。过往对教育系统的认知偏于局部认识、要素认识与片面认识相穿插的零散认知形式，限制了教育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上限，引发了包含教育功利化等在内的一系列教育问题，教育认知观亟待提升。“五个重大关系”的提出与当前教育认知观提升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从廓清教育关系的角度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下的三项新认知。

第一，“五个重大关系”提供了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认知思维，将教育体系中的目标、规律、作用方式、治理思路、经验特色作为统一体，通过整体性思维拔擢教育认知观。

第二，“五个重大关系”建立了对教育强国建设的全局认知思维，将教育系统与国家战略、民生需要、社会发展和个体成长相关联，强化教育事业的社会属性，通过全局性思维擢升教育认知观。

第三，“五个重大关系”构建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连续认知思维，将教育活动与社会改革进程相嵌套，从宏观社会线性变革进程所提供的连续性视角审视教育强国建设，通过系统观念中连续性思维提升教育认知观。在此意义上，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便表现为对教育系统观多维认知的擢升过程，是以系统观念为核心对教育内部结构、外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全面认知。

在擢升教育多维系统观的同时，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还提供了一种以“关系”为表征、破解“关系间”问题为抓手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路径。传统的教育变革路径强调对教育问题的“直线式”处理模式，造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式教育要素治理惯习，使得教育治理水平受限、治理成效欠佳。

“五个重大关系”则是在中国本土教育治理经验基础上突破传统教育治理模式和治理惯习，以系统性眼光审视教育现实，凝聚教育治理过程中的“关系问题”，突出不同问题间所形成的“关系间”治理困境，将教育活动中所长久存在的争议问题予以聚类关联，强调教育问题的解决绝不能仅仅依赖“直线式”的治理，而是要从多重矛盾“关系间”的平衡路径寻找新的突破。质言之，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实则是对教育治理复杂性的还原过程，其所具备的时代使命是在立足中国教育发展现实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教育治理之道，以关系思维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之路。

“五个重大关系”强调我国教育事业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什么人”始终是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它关系到教育的基本性质与发展方向，是国家战略需求与个体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培养什么人”层面锚定国家战略需要与个体发展需求的耦合关系，将人的全面发展复归到更大范围的社会发展之中，以“关系”升华概述“培养人”的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五个重大关系”聚焦个体全面发展的本体性问题，揭示了与个体成长紧密相关的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过程中要“以德为先”，利用系统思维统辖知识与思想、政治、道德、文化、精神之间的联系，真正落实知识学习与个体全面发展间的双向驱动；

第二，“五个重大关系”关注个体发展的社会性问题，指出个体成长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性，强调个体成长要与社会发展，尤其是中国社会和世界趋势相吻合，要在复杂的社会变革进程中探索人才成长的规律和方向，实现“人才造福社会，社会造就人才”的正反馈过程；

第三，“五个重大关系”瞄准个体发展的国家向心力问题，指出个体成长迫切需要以更为宏阔的视野和更为主动的担当发挥自身在民生工程、国家战略以及国际影响中的助推作用，对时代新人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态提出了全新要求，对如何进一步实现人才发展的全面变革，谋深谋实相应的学校教育改进工作提出了新的理路。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清华大学考察、北京育英学校看望慰问师生时再次提出“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现阶段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在升华个体全面发展观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之内涵，表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全面发展，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志向，有理想，有干事创业的真才实学。可以说，“五个重大关系”从“培养什么人”的根本性问题出发，深刻地揭示了“怎么培养人”过程中的核心关系与发展方向，简明扼要地指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五个重大关系”引领了育才用才的路径与过程，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指明了方向。

“五个重大关系”是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规律表征，“五个重大关系”所展现的内在逻辑是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综合，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并把握“五个重大关系”在贯通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内在逻辑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保证。

自制度化的教育诞生以来，教育的战略定位与价值追求便是教育发展中难以回避的一对关系，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二者表现为共在共生的逻辑关系和在发展取向上的一致性与互构性，在教育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政治属性与育人使命的统一、战略布局与民生需求的协同、制度创新与文化牵引的驱动以及区域实践和全球变革的助力。

从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定位角度来看，“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它是区别于西方任何国家的教育形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支撑，面对的是特殊的社会国情，解决的是中国本土教育发展问题，因而我们所要析出的关系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关系。

从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追求角度来看，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它以新时代对教育的新要求为基础，探索建构了教育强国所需要的基础要素，将“支撑”定位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价值追求，以此解析了当前广泛存在于教育发展中的核心矛盾和基本关系。

因而，“五个重大关系”的提出便是在教育发展辩证关系中整合教育战略定位与价值追求的统一性，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建构教育发展新观念。“五个重大关系”表现为战略定位与价值追求间的双向互促，其核心机理表现为教育战略在价值追求中先导作用与价值追求在战略定位中调试作用的相互促进过程，要求在发展取向、育人方向、服务旨向、改革导向和发展走向上保持高度一致，共同构成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基础。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这也就是说，教育强国建设要沿着坚持面向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思路、凝聚中国方法、对话世界前沿的内在逻辑展开，要在大力形成中国经验的同时为全球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智慧。其中，中国经验来自中国教育实践之中，它既根植于中国教育土壤，也包含着对世界教育的省思过程，它合理地吸纳了人类教育活动的优秀成果，立足本土、辩证扬弃地提出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教育强国之路，实现了中国经验与世界实践的对话。

自古以来，我国在孔子等优秀思想家指引下形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重要教育思想，到了近现代无数教育工作者深入田野、扎根课堂，在中国教育实践中总结、凝练教育理论成果，持续生发出“生命实践”理论、主体教育理论等中国特色教育理论，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化水平和世界教育实践对话契机，为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实践形式奠定了基础。现阶段，我国根据国情变化和人民需要创新性提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伟大构想，创生建构“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高等教育优质创新”的中国教育发展目标，从多层次、全视野助力教育强国目标实现并助推世界教育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辩证地看，“五个重大关系”中的“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更是直接指明在建设教育强国进程中中国经验与世界实践之间所存在的辩证促进关系。一方面，“五个重大关系”所阐明的教育发展问题不仅是中国教育实践的总结还是世界教育面临的共性问题。教育的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无论是美国颁布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还是我国推出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文件均表明教育根本属性在人才培育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如何协调教育发展中各类属性间的辩证关系，规范引导教育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实践的共同问题。

在此之中，中国从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与特色化四个方面向世界共享了中国的教育创造，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属性是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积极示范和借鉴。另一方面，“五个重大关系”并不是排斥其他国家教育实践经验故步自封的教育论断，而是积极吸纳借鉴世界先进教育经验完善自我教育体系的理性选择。世界多国教育实践表明，知识学习与个体全面发展、人才培养方向与社会发展需要等关系存在新的教育生长空间和平衡点，只有正确把握其中的辩证关系，利用更具全局性的系统思维才能有效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五个重大关系”蕴含的极具时代性、普遍性和理论对话性的教育主张，对总结好中国教育优势与向世界先进经验学习提供了行动引领。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论作为形而上的哲学观决定了方法论的方向选择，同时所有的方法论均内含着发展理念的内容。因而，教育强国建设首要是明确教育的发展理念，要从本土化教育实践入手揭示构成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揭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方法论，进而确定教育强国建设的具体规律。本质地说，“五个重大关系”集中阐明的是宏观的教育发展基本规律和微观的教育改革具体规律问题。什么是规律？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联系或关系。

“五个重大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教育基本规律深度把握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具体规律的创造性时代表达，是学理上基本规律的抽象性与实践上可感、可依、可用具体规律操作性的有机结合。就“五个重大关系”的整体性存在而言是教育强国建设内在具有、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即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处理好教育与社会发展和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五个重大关系”作为相互独立的关系性存在与局部性表达时即为教育强国建设中必须遵循的具体规律。“五个重大关系”是相互联系贯通的整体，其本质是基本规律与具体应用规律的完整统一。

“五个重大关系”作为基本规律与具体应用规律的完整统一与深度耦合，意味着把准“五个重大关系”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处理好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协调，与社会变化、人才需求、文化传统和教育规律相协同，实现人的身心发展的多样化、个体化、有序化、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行动准则，确保教育发展既符合国家的长远战略，又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既有序规范，又充满活力，既根植本土，又具有国际视野。“五个重大关系”一方面自上而下指明了现阶段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以此凝结独属于中国的系统应用规律，以此引领各级各类教育实践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五个重大关系”从教育的内部与外部实践过程出发，又自下而上提出了教育改革要做到具体应用规律与基本规律的深度协同，才能系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系统性思维要求贯通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对教育全貌和整体的理解来科学把握系统内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结关系和外部价值体系。新时代，应在认识“五个重大关系”的辩证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觉解教育的认识论、创构改革的方法论、深掘建设的实践论，以“五个重大关系”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的认识论是一种认识和理解教育的哲学观，它是在特定哲学思想指导下，吸取各方面认识论结果，结合教育思想理论而形成的教育观，但由于其认识对象、源泉、内容等特殊性决定了教育认识论的本质与特殊性。因此，对教育认识论特殊性的把握便要求我们在理解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新关系时必须觉解对教育原初本质与时代精神的整体性认识，辩证看待其中的新关系和新矛盾。换言之，对教育认识论的觉解过程即要在系统观念支持下辩证整合一体化教育强国建设中的结构认识观、关系思维观和时代价值观，以全局性、统领性和先进性思维统辖整个教育认识过程。

首先，觉解教育的认识论要求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关系，树立结构认识观。对教育发展结构的把握关系着教育发展成效和质量，新时代，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要在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下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纵向上促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老年教育协同变革，横向上强化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间的贯通发展，建立横纵交织提质的教育结构发展网络，沟通各级各类教育在新时代中衍生的新关系，整合完善新时代教育新体系。

其次，觉解教育的认识论要求探索教育强国建设新生态的关系思维观。教育关系思维观的提质是突破现有发展瓶颈的重要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不断涌现着新的观念与成果，教育数智化、新型基础教育设施更迭、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协同合作等新生事物构成了当前教育新生态，探索新生事物中不断涌现的教育关系，把握教育中整体与局部、静态与动态、开放与交流、反馈与适应的发展过程，以关系思维找准发展的堵点与难点是实现教育跃迁的关键方式。

最后，觉解教育的认识论要求立足教育强国建设的时势更新时代价值观。教育时代价值观的更新关系着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高度，“五个重大关系”指明当前教育发展时代趋势包含战略先导、人才竞争、科技支撑、民生保障、社会协同、文化传承和国际影响七个基本方面，新的教育价值观必须包含有七大时代要求，要在时代战略的引导下探索人才、科技、民生、社会、文化和国家间的共生发展关系，以价值观念的更新拉高教育强国建设的限度，破解“五个重大关系”所形成的发展壁垒，构筑质量更高、结构更优、观念更新的教育强国体系。

改革的方法论是在改革进程中所遵循的一系列关于方法的理论，它涉及改革的认识、改革的规划、改革的实施以及改革的评价等方面，新时代的改革方法论，是在对中国国情的规律性把握和变革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原则、理论、方法的总和，其本质是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科学全面地向纵深推进。

“五个重大关系”的提出是运用普遍观点对教育强国建设科学规律的揭示，蕴含深刻辩证思维方法论，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方法基础和指导。新时代，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需持续聚焦改革的方法论创构过程，从方法论角度系统探索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新体系，以持续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创构改革的方法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改革方法论的核心指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在变革中实现了历史性腾飞，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持续扩大、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表现出跨越式提升特征，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更是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诸多事实均表明，这些成就在根本上与我国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密不可分，因而，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创构改革的方法论必须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指导，将“五个重大关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坚持以中国国情、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为改革主轴，兼容并包丰赡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创设中国特色教育改革的方法论体系。

第二，以“关系间”矛盾为抓手重塑教育改革方法论中的问题锚点。“五个重大关系”的核心贡献在于辩证地提出了“关系间”的发展视角，将曾被视为独立要素或弱联系要素的各类变量联系在一起，以系统性观念创生了改革的方法论锚点，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因而，创构改革的方法论要在“五个重大关系”的基础上持续探索各类影响教育发展的“子关系”和“衍生关系”，不断丰富“五个重大关系”在方法论层面的实践内涵，以匡正局部教育改革中方法论的谬误，科学而理性地指导教育改革实践。

第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为改革方法论的变革模式。“五个重大关系”指出当前存在于教育改革中的问题不仅可以细分为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更可以被视为顶层设计与基础实践之间的关系，教育改革不仅要“规范有序”还要“激发活力”，即不仅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路径，还要充分发挥各类主体“自下而上”的办学智慧，共同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因此，新的方法论体系应该是从“自上而下”转向“上下结合”的改革过程，要吸纳更多的实践智慧扩充拓展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实现教育的全过程、全要素改革。

实践论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习近平指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从实践论角度而言，“五个重大关系”不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具体表现，更应该是教育发展问题在实践论层面的投射，是教育实践过程中对核心矛盾、难点堵点的进阶认识，将“五个重大关系”贯通到实践层面，深掘教育建设的实践论，是有效构筑教育强国建设新路径的重要哲学方式。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论要求教育发展要锚定在实践中提高认识、以实践探索新知、用实践揭示本质的基本思路，不断提升教育改革发展新成效。

第一，坚持在实践中辩证认识“五个重大关系”的现实基础。“五个重大关系”属宏观层面关系性概括，其话语高度凝练、价值突出普遍，属于对教育发展的全局性认识。因而，在教育强国建设新路径探索中一方面要看到“五个重大关系”所揭示的教育发展共通性矛盾，用普遍化的实践形式加以破解，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五个重大关系”所表明的教育发展的特殊矛盾，只有用更为具体化的实践形式才能有针对性的靶向。概言之，坚持在实践中辩证认识“五个重大关系”便是要求将普遍化的教育改革实践与特殊化的教育变革实践相结合，在“一普一特”中贯通“五个重大关系”的矛盾认识。

第二，灵活运用实践论中“从实践到认知再到实践”的过程方式，深化对“五个重大关系”的成效检验。成功的实践经验表明“五个重大关系”不是静态的、局部的、不可变的，而是动态的、系统的、变化的，实践并非仅仅是认识的起点，更是认识终点，对认识的检验最终要付诸实践活动之中，因而，以“五个重大关系”贯通教育强国建设便应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检验成效，将本土的、特殊的、有效的实践过程加以总结概括，形成新的实践模式和认知结构，从提高成效角度持续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第三，坚持在实践中涌现教育的本质交往特征，构建开放的教育治理通路。实践的关键作用在于完善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以“五个重大关系”为特征的独特表述已表明教育发展中的本质性特征，将其视为新的实践起点持续不断地以螺旋式思维在教育交往中强化对教育本质的探索，将当前与长远结合，构筑双边、多边、多向、多中心的非线性活动[24]是持续推动教育强国新路径建设的重要方式。